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略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社会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民众生活日趋艰辛,清王朝内忧外患,统治岌岌可危,再加上官吏贪腐、"民怨"沸腾,社会控制力越来越弱。"民变"时时发生,社会骚乱不断,社会失范日趋严重。这一时期的山东社会力量出现了分化、组合,社会分裂严重,有组织的反政权力量日益强大,原有的社会秩序濒临瓦解。山东与全国其他省区一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高潮的到来,是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清政府的政治改革

庚子事变之后的十年中,清政府先后以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为核心被迫进行以中央为主导的改革,但此时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力量的变化,清政府加强集权和归政于满洲贵族的＂单边主义＂计划遭到社会各界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并一步步导致清政府从曾经众望所归的改革主导力量沦为革命爆发后的＂边缘人＂。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的近代教育

以辛亥革命为界点,辛亥革命前十年（1901—1911）与辛亥革命后十年（1911—1921）的近代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教育改革者由以政治家为主转变为以教育家为主;教育宗旨从以＂忠君、尊孔＂为主转变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主;学制制订由取法日、德转向取法美国并逐渐趋近中国国情。前十年的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主观上是为了挽救王朝的统治,客观上培养了颠覆王朝的力量,推动了辛亥革命;后十年的教育改革得益于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政治环境,侧重于探求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教育改革一方面巩固了辛亥革命成果,另一方面促进了教育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皖北民间秘密结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皖北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发展迅速,这是由战争、自然灾害、苛捐杂税和清王朝吏治腐败等原因造成的。皖北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主要有抗租抢粮、反外国教会侵略、武装暴动和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联合等,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有力地促进了民主革命形势的高涨。     

略论辛亥革命前的上海商会

清末民初上海商会成立后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发起并领导了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地方的自治运动。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会却趋向保守，在即将到来的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支持立宪而非革命。     

略论辛亥革命前的上海商会

清末民初上海商会成立后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发起并领导了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地方的自治运动。充分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形势不断高涨,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商会却趋向保守,在即将到来的反封建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支持立宪而非革命。     

试论清末华北乡村社会结构失衡与民变

清末华北有相当数量民变的发生,其深层原因是由于自太平天国以后政治社会结构的失衡及“新政”加剧这种失衡所致。当“新政”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在基层社会推行时,乡村中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关系便发生进一步错动;而这种错动在触及到既得利益群体时,发生抵制冲突也就再所难免。     

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和原委

宋代东南沿海一带民变频繁,不少与摩尼教相蟠结。摩尼教本为一尚和戒斗、奉行王道而又特别注重道德的宗教,何以沦为农民起义的工具,长期困扰学界。从近期福建霞浦、泉州和福州等地发现的摩尼教资料看,宋代摩尼教在遭受来自官府的种种打压后,开始由尚和戒斗而向尚武斗狠方向转变,以图自保,同时向帮会化转型,逐渐形成了严密的宗师体系和堂口组织,加上摩尼教崇尚光明,提倡禁欲崇俭和团结互助,对于贫苦农民很有吸引力。这些特征非常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动,应为宋代民变多与摩尼教相蟠结的历史原委。     

苏北水灾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兼评《明清苏北水灾研究》

明清苏北水灾在中国水灾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对明清苏北水灾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典型意义,同时也有益于深化对淮河流域水灾的清醒认识,增强全民居安思危,抗洪防灾的忧患意识,寻找彻底治理苏北水灾的对策。为此,《明清苏北水灾研究》一书的著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启人心智的创新观点。     

江苏省苏北新农村建设着力点探讨

江苏省苏北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惠及1 730多万农民的系统工程。建设苏北新农村关键是要把握六个着力点：促进农民增收,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加大对苏北的扶贫开发力度,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抓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苏北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农村千万劳动力培训工程,用先进文化塑造新型农民,提高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和积极性;重视苏北农村的和谐社会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苏北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切实把握住确保江苏“两个率先目标”顺利实现的问题关键。     

辛亥革命前武汉地区舆论宣传对武昌首义的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地区的各革命组织为配合反清大业,发动了形式多样的革命宣传活动。经过长期的宣传,广泛发动了民众,争取并掌握了强有力的武装力量。辛亥起义之所以能在武昌打响第一枪并取得胜利,武汉地区的革命舆论宣传在其中起到了催生的作用。     

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

清末民初,从1901年至1935年,在苏北地区先后涌现了77个垦牧类公司,其中营田万亩以上的大公司有40余个。新兴工业资本集团在苏北圈地垦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植棉以为棉纺业提供原料,这与英国的圈地是为养羊以为毛纺业提供原料的功用是完全一样的。苏北垦殖成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在苏北,被圈地者的反抗遭到了武装镇压。但总的说来,这一运动比较缓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英国工业革命中圈地运动的血腥过程的重现。苏北垦殖也促使了农村的近代化,在更大范围内改造了社会。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实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其形态的独特、自身体系的完整、史实与资料的丰瀚,在中国仅此可见。其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的现代化命题的研究等等,有极高的标本价值。     

试论甘军与西北辛亥革命

甘军是西北近代史上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势力曾盛极一时,历经回民起义、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庚子事变后,因排外而遭到列强的忌恨,在内外压力下被清廷裁撤,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西北辛亥革命之时,因时势所迫,清廷不得不再次借重其武装以镇压西北辛亥革命.这给当时的甘军余部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他们编组军队,率部攻陕、镇压宁夏起义,给当时的西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正是在西北辛亥革命中,他们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转型,成为以后控制西北政坛的一支军阀武装.     

毛泽东论辛亥革命

毛泽东全面历史地论述了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既胜利了又失败了;辛亥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前期准备;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一次伟大尝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论辛亥革命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作用

辛亥革命的成功意义不容忽视,它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扫除了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共中央要求在纪念中共＂逢十＂大庆时,也纪念辛亥革命的＂逢十＂大庆,说明了对辛亥革命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毛泽东主席,尤其是胡锦涛主席关于革命的理论阐释,也都显示出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帜地位。     

浅论辛亥革命前夕狂飙突起的剪辫运动

清军入关后 ,清朝统治者强制推行剃发令 ,此后辫子成了满洲贵族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 2 0世纪初年 ,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衰败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带动下 ,在军界、学界的积极推动下 ,一直贯穿清朝始终的剪辫与反剪辫之争 ,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群众性剪辫运动。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