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三国志平话》叙事例议——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之比较

《三国志平话》不仅作为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过渡有重要价值,而且比较前后二者,其内容多特异之处:如写关羽被骂"胡汉"、貂蝉是吕布原配、诸葛亮曾发明"风轮"、"木牛流马"用杵击打控制等,皆与前之《三国志》和后之《三国演义》不同,值得注意;三国故事中有三个"空城计",反复表现"疏不间亲"。     

《傅子》与《三国演义》

《傅子》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三国纷争及人事沈浮的故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将其中的大量篇幅首尾完具地引入，所引达五十三条约六千三百余字，为罗贯中的创作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傅子》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吕布形象演化考论

吕布是三国时期真实存在的将领,《三国志》中关于其轻狡背主事迹已有所载。吕布形象演化经历了从《三国志》历史原型、到《三国志平话》与元杂剧“三国戏”敷衍生发、最终到《三国演义》定型的过程。《三国志》中的吕布是有勇无谋、好色重利的无德小人形象;《三国志平话》中的吕布是勇武重情、为妻杀主的猛将形象;元杂剧中的吕布是能文能武、企盼团圆的俊勇丈夫形象;《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是无谋好色、忠义皆失的将领形象。从人物性格内部的道德、才能、气质禀赋三个层面入手,具体梳理和探讨吕布形象演化轨迹。吕布形象的演化是市民大众与士人群体审美理想和道德评判相结合的产物。     

《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它与陈寿《三国志》、司马光《资治通》有关部分的血缘关系很浓，《三国演义》的不少章节可以说是《三国志》、《通》的演绎，这方面前人已有不少文章论及。笔者觉得《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也极为“通家”。在“文学”这一特点来说，可能《三国演义》与《世说新语》之关系所显示的文学上的规律更具吸引力。一、《世说新语》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说新语》给《三国演义》所提供的资料是很多的，依《世说新语》的目录记述顺序排列如《德行》篇有‘’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庚公乘马…     

关于研究毛本《三国演义》的一点建议

当前学术界在对毛宗岗父子修订评点《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有的同志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本)的情节文字与毛评本相比勘,从而论述毛氏对原著的修订和改动,以评论其功过。这样做,我认为是极不合适的。郑振铎先生在《三国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已明确提出毛氏《增像全图三国演义》所用之底本为“吴观明校刊本”,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以下简称“李评”本)。黄霖同志在《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中,也说“我们在研究毛本《三国演义》时,必须联系到它的唯一的祖本李卓吾评本。”这一建议还是值得重视的。当然,随着学术讨论的深入,有的同志对毛评本底本问题     

简话《三国演义》的形成过程

大凡一部古典小说名著的形成,都经过了小说家的小型故事创作、单个故事的戏剧表演、"说话人"（亦即古代说书人）的"说话本"、不断修改补充后形成的"平话本"等许多阶段,然后才定型成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响形成过程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来简略追究一下《三国演义》成书前的逐步形成过程。《三国志》一书,是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其成书的年代虽不能确定,但可知陈寿死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则《三国志》一书的成书年代必在此年之前。在《三国志谈书之前,魏国已有官修史书王沈《魏书》,吴国也有官修史书韦昭的《吴书》,此外,…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数字化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论

数字化给《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造成不少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厘清观念、思路和方法。要立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特殊性,不能以“对错”、“有无”作为衡量版本的标尺。“讲史”、“说三分”都不是罗贯中的创造,属于罗贯中首创的是“演义”体,这才是判别罗贯中原本的标志。命名合理的《三国志演义》是原书名,扌各不通的《三国志传》是后人的妄改。     

《三国演义》(毛宗岗本)中的曹操也是正面人物形象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这在史学界大概已成定论。但《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却还在被误认为是个“粉面奸臣”,这实在冤屈他了。其实,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再和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并不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基本上属于功过并存,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 如众所知,《三国演义》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有关曹操的叙述与描写,在许多重大事件和情节上,甚至包括某些细节,是基本上忠实于《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松之注引的史实的。陈寿     

论吕布形象单一化的演变过程

吕布以三国第一武将出现并成为一个有勇无谋且不忠不义的形象，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通过对《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阅读发现，早期对于吕布的描述较为丰富，并不局限于“有勇无谋”这样简化的形象，而直到《三国演义》中，吕布这种单一化的形象才最终被确立，并形成了后世对吕布形象的基本看法。原先不善武勇的吕布成为后世作品中武勇和不义的代名词，这其中既有复杂的历史成因，也跟《三国演义》具体的创作思路有关。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在山东泰安召开,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版本与成书过程;罗贯中的籍贯问题;《三国演义》《水浒传》人物形象、思想文化内涵;小说艺术的运用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说评点、传播、接受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又和谐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观点,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三国演义》的“七虚三实”

《三国演义》自从成书以来,“七实三虚”之说颇为流行,意思是说《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历史故事,真实的多、虚构的少。其实,细究起来,所谓“七实三虚”之说并不可靠。从宏观的方面来讲,《三国演义》的社会背景及其大多数人物的姓名与身份确实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与历史故事的描写中,实际上却是“七虚三实”。例如,赤壁之战在正史中的文字内容很少(万绳楠先生认为只是一场很小的战役),但却被作者用如神之笔大加渲染,写得惊天动地。三顾茅庐在史书中只有寥寥数语,作者却能够驰骋思路,虚构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情节,为诸葛亮的出山进…     

《春秋》大义与关羽形象的儒雅化、道德化——《三国志》《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形象比较

《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典范化,其本质意义就在于作者为其注入了忠义盖世、儒雅绝伦的道德内涵,从而体现孔夫子所提倡的《春秋》大义。由于历史观的不同,造成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在叙事重点、细节选择、人物褒贬等多方面的不同,为了把关羽塑造成一个体现《春秋》大义的忠义英雄,罗贯中大胆虚构了一系列故事,以之强化和凸显关羽忠义品质。关羽的走麦城的悲剧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道德上和人格上却是胜利者。关羽与曹魏的军事冲突转变成道德的冲突。这正是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的集中反映。     

重评《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三国演义》散论之七

过去评《三国演义》者,往往从“正统”立论。清毛宗岗《读三国志法》劈头一句就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现代评论者多有指责《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宣扬了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认为应当批判;也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有属于‘人民性’的部分,也有属于‘封建性’的部分”。的确,对于《三国演义》正统思想的探讨,多年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评价作品的主题、思想倾向和艺术形象,而且涉及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辨别和肃清“左”的思想影响问题。因此,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分析和评价《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笔者不揣谫陋,略陈管见,求正于论家与读者。     

《三国演义》与人才学

读《三国演义》,宛如进入中国古代人才展览画廊。正如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所指出的那样:“古史甚多,而人独贪看《三国志》(指演义小说)者,以古今人才之众未有盛于三国者也。”作为一部凝集着古代中华民族丰富智慧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杰作,《三国演义》蕴含着多种多样的价值。本文仅从人才学的角度,对《三国演义》进行初步探讨,以便为今天的企事业领导提供一些在竞争中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一点经验。一、得才兴邦与尊重人才     

《三国志》“以·宾”结构考察

“以·宾”结构的发展演变是汉语语法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三国志》“以·宾”结构的考察表明：“以”在宾前这一结构到《三国志》时已趋于稳定成型,到《搜神记》时则已经确立;《三国志》中“以·宾”结构的句法功能已趋于只作状语和补语,《搜神记》中则固定于作状语和补语;“以宾＋动”中的谓语结构比“动＋以宾”中的谓语结构复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向;从上古到中古,“以”表“工具”有逐渐萎缩的趋势;中古时“以”引介“涉及对象”的用法被其他介词取代;“以”的固定用法体现出介词“以”进一步虚化的特性。     

“桃园结义”的三种读法——兼论《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

“桃园结义”在《三国演义》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有关它的不同解读,能够反映《三国演义》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其誓词是真话还是套话,事关小说文本的“对外宣传”和“衷心底蕴”是否一致,进而关系到小说的成书方式以及罗贯中的“主体性”;有关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讨论,常常徘徊于对原著的还原理解和对消极影响的担忧之间,这是“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无论推崇《三国演义》的精髓是谋略,抑或以《红楼梦》为参照系批评它是权术大全,“泛谋略化”和“去诗心化”,皆未搔到《三国演义》的真痛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