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代言体诗歌浅析

曹丕的代言体诗歌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了游子思妇的情感,同时也借此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便娟婉约的诗歌特色。在他的代言体诗歌中体现了他文士的气质,有他政治理想和政治处境的寄托,也有他对诗歌艺术形式的探索。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只为自己代言的“代言体”

网络流行语体“代言体”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既有的“代言体”,二者虽在标题、人称、表达方式上保持了一定的 一致,但在体裁、表现角度、形式和内容、创作目的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在更多层面上,“代言体”更类似于自我陈说的“自 白书”。带有鲜明“自白”印记的“代言体”,因为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求与表达需要,起到了扩散的表达效果,掀起了一场又一 场只为自己代言的代言狂欢。     

元人代言体散曲简论

元代散曲的代言体作品情感意蕴丰富,表现了女性千姿百态的相思离愁,表达了作者对真挚爱情的赞美、追求和向往,并从中获得心灵慰藉,寄寓了文人现实中的失意情怀,流露出士人对年光易逝、青春难驻的伤叹。这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将文人意趣与民歌风味相融合,雅俗共赏,崇尚含蕴不尽的情致,显示出较强的叙事功能,构思新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元杂剧代言体叙事结构的形成

元杂剧家是开创中国戏曲纪元的第一代剧作家。他们的崛起,意味着戏曲创作过程中编剧与表演的首次明确分工。他们把宋金杂剧、院本尚不具备大容量"叙事结构"的"代言体",与诸宫调尚不具备"代言体"性质的大容量"叙事结构"的"叙述体",珠联璧合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崭新的"代言体叙事结构",确立了戏曲创作以"假定性"为前提,"演故事"为宗旨的具有高度综合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结构载体,把戏曲推进到高度成熟的阶段。"代言体叙事结构"的形成,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     

由孔融"不能持论"说看曹丕的"论"体观念

孔融的＂不能持论＂说源自曹丕的《典论·论文》,后人对其争议多集中在对孔融以嘲戏为论的看法上,这实际反映了曹丕的＂论＂体观念,其包括：＂论＂之文体特征为＂宜理＂,＂论＂之语言风格为＂辞义典雅＂,＂论＂之文体功能为＂成一家之言＂。     

曹丕《燕歌行》的断句问题与三句体诗歌——中国古代诗体研究之一

曹丕的七言诗《燕歌行》,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既继承了传统,又刚刚显露出创新意识的歌体的"遗响"。其近源来自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歌》的三句体式,其创新来自曹丕对诗体规模的扩张,也就是叠加。三句体诗歌是一种基本的诗歌体式,魏文帝曹丕的两首《燕歌行》均属三句体诗歌。在以"永明体"为先声的近体诗出现之前,中国早期诗歌有着各种自由活泼的体式,三句体诗歌普遍存在于古中国各地,而且形式多样,分布广泛。     

略论魏文帝曹丕

在中国历史上,曹丕是一位身兼帝王和文士双重角色的特殊人物。作为帝王,他既有政治计谋又有权利野心,他不但承袭其父曹操之余烈,开创了延祚四十五年的魏王朝,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才华。而且作为文士,他又研精典籍,留意篇章,创作了许多风雅蕴藉的诗歌和文章。     

无我之“我”——对中国古典抒情诗中代言体现象的女性主义思考

闺怨诗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亚文类之一，思妇怀人、美人迟暮、怜花幽独一类的文学题材和审美情绪，构成了重复率极高的模式化文本。但是，其抒情主人公的女性声音却是由男性诗人的代言才得以浮出文学典籍的。那么，在这种文本策略、文学现象中，是否发生着主流话语对“他者”的排斥、压制和虚拟呢？本文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线去重新审视这一类代言体文本，试图达到文学经验的现代转换，并在转换了的文学经验中去探讨抒情诗文本的文化真相及其形成的策略、过程和效果，去搜寻逸出了这一模式的少数文本所具有的潜在解构性     

曹丕：因利乘便的一代帝王

在中国历史上,曹丕是因利乘便的一代帝王,即因袭其父所创伟业,乘汉室式微之便利而获得政权的一代帝王。他不仅在继承王位、以魏代汉、执掌朝政等活动中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华,而且在战争频繁和朝纲紊乱的情况下,起到了一位政治家应该起到的作用。     

浅谈商业领域中的卡通形象代言

随着现代计算机"动漫技术"的日趋成熟,以活泼可爱的动漫卡通人物或动物为形象代言,通过个性鲜明、色彩浓厚的感性诉求引发目标受众的好感,是众多品牌企业吸引受众的有效途径。本文从卡通代言的市场需求、卡通的形象塑造以及卡通形象代言的应用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女性领导工作实践中的三个代言

在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的中国,女性领导的工作实践具有着适应国情的突出特色。这种特色使她们的领导工作既彰显女性的社会价值,又对社会做出贡献,践行着三个代言,即形象代言、性别代言、性格代言。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三国是文学灿烂多彩的时期，因统治者的提倡，文人学士地位得以提高，个人的创作受到重视。“通脱”的文学个性，造成了建安时期文学的辉煌。“三曹”、“建安七子”虽地位不同，但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他们常常集会，开展文学活动，都成为名噪当时的文学大家。贵为太子的曹丕，一封《与吴质书》用优美的骈句，体现了“清绮”风格，是古代骈文的优秀之作。     

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

姚鼐诗学于乾嘉时期自成一家,其《今体诗钞》后世流传较广,明显体现出作者的诗歌批评特点。姚鼐评选诗歌重才力、尚奇警,以文法解诗、注重考据,并采用了圈点的批评形式。     

试论曹丕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及影响

曹丕的诗歌对建安时期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整个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曹丕的诗歌为契机,对他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进行探讨,并揭示其诗歌创作的地位与影响,以丰富我们对曹丕文学思想的认识,从而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价曹丕的文学艺术成就。     

后人对曹丕评价的偏颇

历史上的曹丕往往被批判为奸险凶狠、阴谋篡位、加害兄弟的小人,但这对曹丕而言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们应一分为二的来看待曹丕的为人,用他生平的所为来评定其人,而不应存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在谈及曹丕逼汉献帝禅位时,后人应该抛弃陈腐的正统观念,抛弃腐朽的教条,站在国家、百姓、社会发展的立场角度看到曹丕称帝后为历史做出的积极贡献;曹丕在位期间所颁布的法令政策在安抚百姓、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曹丕因为太子之位而害兄弟曹彰之说,这是无依据的;而与兄弟曹植之间,曹丕所为确实过分,但是在权势、国家利益面前,权势与手足情两者难全。     

论郭沫若对曹丕、曹植的臧否

曹丕、曹植均为三国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二人文学成就的高低历代评价不一,崇植贬丕乃为主流。郭沫若先生认为历史上对曹植的评价过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历代评论家们不符合实际的言辞造成的。曹植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和五言诗方面,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建安文人共同促成的,他的文章中的华丽词汇并不能说明其有很高的文学成就,与曹丕文章中所蕴含的关心民生疾苦的感情是无法相比的;曹植虽然聪慧过人,但其放荡不羁的性格影响了他的政治前程,而把这一切归咎于曹丕的陷害是不正确的评判,性格的差异和行事作风的不同才是二人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郭氏将二人的文学成就、政治成败与人物性格相联系,不仅促进了对曹氏家族问题研究的发展,也对魏晋士族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八股文的代言

代言是八股文文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肖题。代言需要充分了解语境、人物身份和思想,加以想像、揣摩人物的语气口吻,所以代言也是一种对经书文本的再创造。不同作者的代言,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不同的个性和风格。代言在文体上的弊端是容易出现文章结构上的前后不一致,只须“顺口气”而不必作者论断的形式及对史实引用的僵化规定致使女子流于空疏不学。     

周密诗歌非“晚唐体”辨

周密是宋末元初的著名作家。历代对其词、笔记的研究较多,而对他的诗歌则涉猎甚少。自钱钟书先生将之归入＂晚唐体＂以来,学界普遍的评价偏低。但若以周密诗歌创作的文本为文献基础,从周密的诗学观点及其诗歌创作的渊源、体裁、题材、风格等五个层面与＂晚唐体＂加以对比探讨,均可证明二者相去甚远,周密诗歌绝非＂晚唐体＂所能束缚,自有其价值与意义。     

曹丕《大墙上蒿行》题旨论析

《大墙上蒿行》是曹丕诗歌中有名的长篇，但是古人对于此诗题旨的解释却多异说，未有定见；今人注曹丕诗，如余冠英《三曹诗选》等则一致认为此诗系招隐之辞，其说因袭前人谬误，而影响所及，乃成定论。本文分析认为《大墙上蒿行》实际上是一首游宴诗，其主旨不过写年命无常之感、及时行乐之情，与招隐的旨趣毫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