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如吟社”辨正——兼论“续洛如吟社”与“洛如嗣音集”

“洛如吟社”作为清代浙江平湖最大的诗社,扬风扢雅,诗酒风流,其文学与文化影响很大,朱彝尊当时就曾亲为编定《洛如诗钞》六卷.影响所及,当地将“洛如吟社”视为文学与文化之风标,接连有续社之举,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续洛如吟社”、“洛如嗣音集”等.这些续社因首倡者、主持人、参与者、规模、持续时间等与“洛如吟社”均不相同,举社时间与之亦存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后时间差,所以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不同诗社.《中国文学大辞典》所录词条“洛如吟社”不仅在举社时间上存在认识错误,而且将“洛如吟社”、“续洛如吟社”、“洛如嗣音集”三个诗社的成员混为一谈,极易误导读者,有必要略作辩正.     

传统之源——兼谈“六经”的价值

“六经”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最早源头,也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虽然历史上也曾有外来文化汇入中国文化的情况,但这个最初之“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本文之所以采用“传统之源”的题目,意在澄清中国文化之“源”乃是“六经”,诸子百家只是其“流”.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先秦的元典时代”和“汉以后的经学时代”.这个“元典”既包括“六经”的“元典”,也包括继起的诸子学“元典”.而“六经”又是诸子学之“源”.胡适等人所谓“截断众流”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是不可取的.     

“社祭”传统与“萨玛”坛祠——都柳江流域的村寨空间、生计变迁与国家制度

社祭是中国上古延续至今的农业祭祀传统,而祭祀地方神灵萨玛(sax mags)的坛祠是都柳江流域侗苗人群最为重要的村寨空间象征。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发现祭祀萨玛坛祠的形制在都柳江流域呈现出空间形态上的演变,明清以来逐步与社祭传统相融合,折射出都柳江侗苗村寨社会两种层次的历史演变:一层是人与自然互动而产生的生计方式变迁,即侗苗人群在高山与平坝之间迁徙与定居的村寨建构过程;另一层是定居的村寨居民与明清王朝国家在户籍登记及礼仪制度等社会控制层面上的互动隐喻。这两重历史表征与都柳江地域社会进入王朝国家疆域的历史进程互为表里,更反映出中国历史在明清时期都柳江流域村寨生活中的演进形态——在村寨空间和民众信仰上产生的结构性变迁。     

释“禁”——兼谈树木的生殖崇拜

"禁"是汉语中常见词(字),词义抽象.许慎视为"从示,林声"的形声字,先贤与当代学者多从.笔者则从文字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认为"禁"应是形声兼会意,"林"既是声符,也是形符."林"既表明了社祭的场所,又暗示出"禁"的目的,即保证社祭的神圣、严肃、连贯.     

明末清初“潜园社”考论——兼谈文人结社与明清桐城文学发展的关系

受时代风潮的影响,桐城文人结社到明末清初之际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潜园社"便是这一时段桐城文人结社中的一个代表,其成员中不乏杰出的人物,而且具有地域性、家族性、衍生性等特点,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人结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紧密,明清时期的桐城文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与当时的文人结社有着内在的联系。     

我国农村贫富差距之规制——宋代“社仓”的启示

通过社会调查,就目前我国乡村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进行了量化比较,提出我国目前乡村内部贫富差距严重。在此基础上通过质性分析认为,我国目前的惠民富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重大扭曲。为了提出解决乡村贫富差距的措施,通过对宋代＂社仓＂实践的运作及其改进进行分析,挖掘它乡人自治、政府引导监督的现代社群主义价值,并通过分析这种实践价值的现代意义为我国化解现代乡村贫富差距提供基本思路。     

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兼论福柯的后人道主义旨趣

从尼采杀死了“上帝”到福柯消解了“人”,西方哲学经历了以人作为主体的确立和解构的过程。福柯从时代的本质要求出发,通过宣布“人之死”实现了其后人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功能性超越,展现了其特有的后人道主义旨趣。     

论中国古代学术的“大生命”形态——兼论中国古代文学史之学科形态

中国古代学术（经、子、史）皆源于上古圣人之德性仁心：燧人氏（熟食）、有巢氏（住屋）、伏羲氏（识天文／养家畜）、神农氏（种田）、仓颊（遣字）、黄帝（纺衣）;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治人治世,心性禅让;封侯建国,创设礼乐;礼崩乐坏,凝聚仁心）。此是几千年的亘古历史文化累积,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心文化”。上古圣人系列之善性,亦即族群的大生命精神,褐幕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开端。中国久处农业社会,“天时一地利一人和”对农业庄稼的生命（收成）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也决定了农者的生命价值,乃至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生存状况。此日“天人一体”的生命本义。这种“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唯农业社会所特有,至今未变。“心文化”的德性总’源头,化生于“天人一体”性的大生命中（天地之大德日生）,此即合内外,一天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壮丽开端,其下的一切学术布局皆贯通于“德性仁心一天人一体”二重性之大生命气象,这是一个教化系统。此与西方之向外遂物之“脑文化”鲍异,与其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学术、知识结构亦鲍异。研究西方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其数理观念;研究中国学术之突破口与引线,是那“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诗。由诗返志,日诗教。故孔夫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思无邪”。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释“考”“皇考”“显考”——兼谈古汉语课的古代文化教学

本文在论述"考"皇考"显考"的意义来源、词义发展及使用情况时,兼及古代文化常识在古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以“美”之名——谈对“美”的认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静心考览,不难洞见:美无处不存,俨然一种生活态度,无声无息间静静影响着生活,沁润着我们的点滴细节。人们对美的不懈追求和动情演绎渊源已久,使得美逐渐演变为一门学问——美学。"美"是一种感受和心理体验,亦或和谐与默契的暧昧缠绵,但凡予人欢愉     

“三社互动”社区治理模式运行问题及提升对策——以南宁市为例

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作为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彼此之间的双向互动能否高效流畅是"三社互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以社区治理主体为切入点,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分析南宁市"三社互动"模式单向度、各要素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与社区实际需求存在偏差、社会组织机构核心理念受政府导向、社工服务存在"量"重于"质"等问题,明确指出"三社互动"应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确定权责边界;形成灵活的互动机制,避免过程行政化、形式化;社工机构应明确自己的核心服务理念,做到"质"与"量"兼得。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论语》“何有於我”解——兼论所谓“不难之词”

《论语》的两处＂何有於我＂历来存在四种解释,归纳分析《论语》同时代典籍中＂何有於Np（Vp）＂结构的句子,可证＂何有於我＂是＂我又算个什么＂之意。它与＂於王何有＂类句子形近而实有别：后者的＂於＂处在焦点位置,其残存的动词性得以凸显,因而是＂‘对於’王有何难＂之意。     

震动欧洲的“欧那尼之战”──兼谈艺术接受中的期待视野

本文以雨果夫人在《回忆录》中留下的珍贵史料为依据，考证了“欧那尼之战”的前前后后，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这场大论战在美学上的原因。同时，把这一文学现象当作一个典型案例，进而考察艺术接受中的期待视野。     

“礼仪”与“礼义”考辨——兼谈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中对礼仪之“仪”的误解与误用

"礼"与"仪"原本不分的。"礼"是通过特定形式体现的特殊意义,"仪"是体现特殊意义的特定形式。形式与意义合二而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意义本身就是形式。"仪"就是"礼","礼"就是"仪"。当"仪"与"义"与"礼"相结合时,"礼仪"与"礼义"二词具有极大的相合之处,而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仪"是形式,"义"是内含。一旦"仪"脱离了"礼",甚至背离了礼之义,即"礼"的基本精神,"仪"就褪变为虚伪的形式。所以在礼的本质方面,我们强调"以仁释礼";在礼的作用方面,我们强调"成人"——"成仁";在礼的特征方面,我们强调礼的无限性。这样,我们就把"礼仪"这一概念与当前学术界、特别是当前礼仪教学与培训方面所讲的"礼仪"完全区别开来。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再现“兼众美而有之”的帝王形象——唐太宗诗歌新探

唐太宗的诗歌 ,表现了他躬行节俭、从善如流的品质 ;反映了他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策略 ;概括了他以武功定祸乱 ,以文德致太平的过程 ;描写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抒发了他济世安民的壮志豪情 ;贯穿着他的乐观向上的格调、不屈不挠的精神 ;渲染了他善于识别人、用人的治国才干 ;揭示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再现了“兼众美而有之”的帝王形象。他的创作在唐诗发展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损人不利己”之再思考——兼谈“利人”与“利己”

＂损人不利己＂是伦理学探讨的问题,它涉及＂利人＂与＂利己＂两个范畴的科学涵义,涉及如何认识＂利人＂与＂利己＂的辩证关系。对关于＂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的问题,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作出是非善恶的评判。通常理解下的＂损人不利己＂是害人害己、近乎心理变态的一种卑劣行为,而特定条件下的＂损人不利己＂却是一种大公无私、顾全大局、舍生取义的高尚行为。     

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