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华夏集》创译的美学价值

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提出的音诗、形诗和理诗的诗歌三分法理论表现了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独特的美学思考。庞德创造性翻译而成的《华夏集》完美再现了其诗歌三分法理论。这部创译混杂的译诗集既蕴含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特点,也融汇了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理念,体现了庞德复兴英语诗歌的美学追求。     

乔亿的悼亡诗与哀伤诗研究

中国古代祭奠、悼亡死者的诗歌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悼亡诗,一类是哀伤诗。清代诗人乔亿集中共有此类诗歌58首,数量较大,成就较为突出。本文拟从其该类诗歌的数量、内容、特点及原因探析来研究,以期更好地走近和了解乔亿其人其诗,并给予其悼亡诗、哀伤诗一个合理的定位。     

“声、像、动”全方位组合：台湾新兴的超文本网络诗歌

蓬勃发展的网络诗歌，出现了一种鲜为人知、特别倚重技术编程语言的新兴诗歌——超文本诗歌（在台湾称为“数位诗”）。主要以台湾前卫实验为例，讨论其中四种：新具体诗（视觉诗）、多向诗、多媒体诗、互动诗。既肯定诗歌这一“新空间美学的表达方式”，其“声、像、动”全方位组合的质素对新诗多元发展带来新形式的冲击与鼓舞，也对可能来临的数字化诗歌——技术完全进驻诗歌——表示一定的担忧。     

意义的阐释与重建--论诗的可译性

对诗歌的可译性进行探讨,表明诗歌是可译的,诗歌翻译离不开对原文意义的阐释与重建.译诗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诗歌的可译性.诗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也是可以移译的,虽然完美的译诗不是人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但通过对原诗意义的再创造,译诗完全可以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意义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不是给翻译设置了障碍,而正是给翻译开了绿灯.诗的可译性是以意义的确定性为基础,又是以其不确定性为旨归的.     

论泰德·休斯的战争诗

以动物诗和自然诗蜚声文坛的英国诗人泰德·休斯还著有一些战争诗篇。休斯的战争诗歌虽然数量较少,却是其诗歌成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休斯在其战争诗中以其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观察以及深邃的战争体悟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痛和灾难。     

试论唐玄宗诗歌的诗史地位

唐玄宗李隆基对盛唐诗坛有重要影响。作为帝王,唐玄宗的各项措施引领盛唐诗潮的到来;作为诗者,唐玄宗通过创作实践,无论诗歌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积极地影响了盛唐诗坛。其诗标志其对六朝绮靡诗风的彻底淡化,诗序体的发扬、杂言形式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体式,继古承新的艺术手法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游宴赏乐、巡幸抒怀、送别赠答、军旅畋猎是唐玄宗诗歌重要题材,其中,巡幸抒怀诗境界阔大,感情真切,代表其诗歌的最高成就。综合来看,唐玄宗在诗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     

美在对形象的超越——李商隐诗歌意象探析

李商隐诗凄美动人而又晦涩难解,主要表现其心灵世界。其诗歌多用象喻,但这个喻体的本体却不出现,而是跨越本体直接说到这个喻体所引起的情思,得意而忘象。这正是义山诗的难解之处,也体现了其诗歌独特的美。义山诗超越了形象本身,又涵盖了一切形象,而这种超越形象的美是建立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系统之上的。在词藻、意象组合、意象创新上,李商隐都有其特色。     

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

20世纪20-40年代是冯至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其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三体兼备.冯至的抒情诗、叙事诗与哲理诗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均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其抒情诗与哲理诗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其叙事诗兼具文化、思想与审美的多重意义.冯至的诗歌创作既开拓了现代中国诗歌王国之疆域,又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苑诗歌之花的品类.     

诗·酒·人生——兼论白居易的诗歌思想

饮酒诗是白居易诗歌作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始终.白居易的诗歌,无论是讽谕、感伤诗,还是闲适、格律诗都散溢着醇醇的酒香.白居易纵情诗酒以避祸消忧,体悟人生.从他的饮酒诗,可以看见一个血肉丰满的真实的白居易,并能够窥见其思想发展历程,发现其人生发展轨迹.     

《历代诗评视野下的李贺批评》读评

<正>中唐李贺以其独特的诗歌内容与风格备受世人关注。历代对其诗的品介也从未消歇过,这些诗评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李贺诗歌的审美内涵,加深了人们对其人其诗的体认,拓展了对其时代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认知。但诸家所论多为一家之言,在观点上或有关联,或形成鲜明对比,整个诗歌批评却是散乱的,缺少完整性、系统性,无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潘岳《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悼亡诗是一类用以寄托对亡者思念的特殊诗歌形式,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悼亡诗先河,对后世悼亡诗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笔者通过对潘岳的《悼亡诗》（三首）赏析,分析其悼亡诗在意象选择、取材的角度、艺术手法和诗歌的形式等方面的写作特点,进而探讨《悼亡诗》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论杜甫交往诗的应用文体特征

杜甫的交往诗具有三个方面的应用文体特征,即制题的功能性、干谒诗内容的程式化及“以文为诗”。杜甫交往诗对应用文体的借鉴与创新,使其充分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同时也有效地扩展了诗歌的日常交际和社会应用领域。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韩山诗群与《九月诗刊》的互动共生

韩山诗群依托高校的诗教资源,聚合了诗歌的民间力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诗歌制度,从而打破了官方与民间的诗歌分野,使地方诗歌文化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韩山诗群在生存策略上所体现出的前瞻性、探索性、多元性等,在诗歌整体风格上所表现出的纯净、细腻、典雅等,显示了诗群的独特价值,对于当代诗群文化建设也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九月诗刊》与诗歌创研中心的联手,完善了诗群所必需的诗歌制度。它对内培育发掘诗人诗作,让分散的诗人们有了归属感;对外拓宽合作交流对话的渠道,打破地域局限,使韩山诗群从校园、从地方逐步走向广东,走向全国。     

美国诗歌中的潜结构:宗教与神话因素

美国诗歌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因素、神话传说成其为重要内容,且影响深远,它们不仅仅是诗歌的外在特征,而且在许多诗中已经成为诗的潜结构,内形式。宗教和神话为美国诗歌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同时美国诗歌也丰富、充实了这些宗教和神话传说。     

论杜甫巴蜀诗与唐宋诗歌嬗变

杜甫客居巴蜀近10年时间。杜甫巴蜀诗可粗分为纪行诗、成都诗、梓阆诗、云夔诗四期,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特点多样,各期诗歌皆有变化发展脉络可寻。杜甫巴蜀诗量大质优,是其诗歌主要成就之一,它对唐宋诗变和走向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