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下的法律正义观

一现代西方的法治观是建立在理性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法治观认为法律为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定,“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1](P318)法律本身就是正义最主要和直接的体现,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正义。与西方社会的法律正义观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法律从来不是达成正义     

古希腊正义观对我国法律品性建设的启示

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滥觞于古希腊,在古希腊诸多的法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独特的正义观。本文通过对古希腊主流正义观之历史考察和梳理,揭示了其正义观的内涵和特征,启发我们借鉴古希腊正义观滋润和提升法律的内在精神和品性,激发后人的法治信仰和理想追求。     

浅谈法律正义

法律是人们必须要遵守的、基本的行为准则,而正义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诉求,二者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对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必须从自然法说起,更要从人定法或国家法的角度论述。从人定法或国家法的角度来论述正义,法律正义就是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统一。国家治理须臾离不开法律正义,而法律正义要通过国家治理来体现。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构建法律道德的正义基础

法律道德的核心在于社会正义,法律道德建设的实效在于社会正义的实现程度。社会正义的虚位会引发法律道德的荒芜,只有构建理性的分配制度和司法制度才能真正奠定社会正义的两大基础——分配正义和司法正义。通过制度建设将法律道德的要求落到实处,然后再逐渐演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才能逐步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     

试论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正义观

长期以来,正义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热点和争议的中心.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正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内涵.本文试着从古希腊时期--近代--当代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粗略探讨一下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正义观,力求探索到其中的思想轨迹,使之对我们的思想有所启迪.     

论刑事司法领域下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

法律正义是基本正义,社会正义是更高标准的正义,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碰撞、矛盾时有发生,给刑事司法活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种现象除了是由法律正义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以外,还归咎于社会公众基础法律意识的缺失。本文致力于寻求融通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之径向,包括提高社会公众于法律正义的接受限度;理性对待公众舆论,合理引导民意走向;适度考量公众舆论,保障司法独立;确保司法透明、信息公开、判决说理等方面。     

法律与正义的重新审视

文章主要从权力与理性、自由与平等等方面对正义的概念、本质、属性以及分 类等作了粗略考察,进而讨论了法律与正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分析了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 可能困难及其具体实现方式。作者将正义问题主要归结为平等问题,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 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认为注重形式平等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分配正义。     

法律正义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缓和——由许霆案引发的关于正义的思考

正义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关于是非、善恶的肯定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具体语境中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常常不是融汇贯通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安定性的法律正义与演变中的社会正义不断产生冲突和悖反。社会变迁中的正义冲突只能通过法律适用来解决。     

从思辨正义到实践正义: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飞跃

正义作为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于正义到底是什么,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解答.通过对西方不同时期正义理论的梳理、考察和甄别,根据它们思考与解决正义问题的方式,可以把它们划分为两大类:思辨正义观和实践正义观.而实现从思辨正义向实践正义转向的正义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     

论公法与社会公平——法哲学研究的一种新视野

建立统一的公法学要进行法哲学思考,首先就应阐明公法的基本矛盾、公法学的基本范畴、公法学的理论基点或核心等重要问题;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体现和反映,公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蕴藏着深刻而丰富的涵义,公正与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矛盾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转换和体现,公法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论公司法的正义价值

正义是法律的终极价值,也是公司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公平乃正义的公司法表达,它要求在促进公司效率的提高和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妥切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维护公司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法的正义价值主要是通过改进公司的治理结构,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实现的.     

论《违法行为矫治法》的正当性基础

违法行为矫治,是一种着眼于特殊预防的强制化措施。矫治措施的正当化基础与刑罚不尽相同,其更重视行为人的危险性,一般不受罪责原则的限制。矫治措施可以使用限制或剥夺自由的方式,对于有危险性的个体人身进行强制,在法治国理念下其正当性根据不无争议。合目的性路径尝试从预防目的的需要来证成矫治措施的正当性,在理论上存在困境。利益权衡路径立足于行为人的危险性,并适用利益权衡和比例原则证成矫治措施的正当性,具有合理性。     

我国竞争法中的正当性研究

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确定首先需要确认正当的标准,这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内涵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判断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公共秩序"的确定中.区别于公法中的正当秩序,纯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正当秩序,所以,要求与公法作彻底分离.否则,不能实现公共秩序中的正当性要求,不能实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要求.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公共秩序的确定是以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的分离为基础的.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着公共秩序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事侵权法的延伸.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需要完善正当竞争标准与建立一个合乎人的发展的善的市场经济,这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情理法与传统司法实践

情理法在古代中国发轫于断狱的司法要求,要求司法审判固然要依据法条,但更要顺应人情、天理,是谓"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情理对法的实施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弃法而从情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情理法作为一种司法实践方式,是一种对于法律之上价值的有益探索,更重要的是弥补了古代中国民事立法的不足,通过强调情理法而实现调解在"定纷止争"中的作用。     

域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在当今社会,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行政权具有专业性、扩张性等特点,所以在行政执法中经常会遇到超出行政法的归制范围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事。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大法系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没有国家的正义：汉萨同盟的法律与实践

汉萨同盟的形成源于德意志北部商人共同防御贸易风险的需要,最初只是商人之间的联盟,13世纪开始发展成为城市之间的联盟,形成遍布北欧诸海岸、远达俄国和芬兰的庞大商业帝国。汉萨同盟的成功除了利益的驱使,更重要的是商法的自治传统。汉萨议会和四大商站的实践表明商人们可以在没有政治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建立自我管理的组织,处理讼争,达到公平和正义。在不断的商业和法律实践中,汉萨同盟形成了德国法律史上最统一、稳定,地理面积最大的法律圈。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法权利正义

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为判断行政法权利正义和构建行政法权利正义制度提供了标准、原则和理论支持。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行政权利正义以法哲学的方式,通过探讨行政法权利正义的特点、原则与建构,提高对行政法权利制度的认知能力,从而更好地规范、控制行政权力,实现行政法权利正义。     

财政转移支付法的公平正义理念解读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尤其是财政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为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己任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寓正义于法之中,明确"公平通过政府",在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下,从地区财政均衡与阶层收入平衡两个层面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天然地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宗旨之法律制度.在和谐社会、公平正义、财政法治的语境下,财政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蕴含社会公平正义理念,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