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胡适红学新范式百年述论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影响深远,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胡适新红学已经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诸如由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引发的“认同危机”在胡适批判运动中日益强烈;由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引发的“认同危机”同样颇具影响力。对于新红学的“认同危机”正在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红学新百年的发展前途,但无论提出怎样的“路径”或“构想”,胡适的影响将会一直存在。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论新红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

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借此向广大的中国人输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的"科学情结",这就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目的。为了推广"科学方法",所以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不是不知道,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其长处和短处均由此可见。     

新红学--新国学

“红学”的严格定义是对中华文化文史在“小说”中的表现体现 之考索阐释，而不是一般性的文艺评论、赏析之类的“读后感”。准此，考证遂构成红学的 重要部分。1921年以来，学术界称胡适创立的考证学派为“新红学”。而该文提出：今后的 “新红学”应具有新时期的特色，应比文史考证的简单层次更为高层，主要聚焦于从中华大 文化的意义上来观照《红楼梦》。这样的红学，方能形成真正的“新红学”，而这种学术研究可以定位于“新国学”这一先进 、崇高的坐标之上。作者同时也举例指出：反对“考证”的声音一向很响亮，但考证能解决 重要疑难问题，有助于深刻理解曹雪芹的思想和创作的特色。是以考证这一中国学术传统的 特殊研究方式和手段，在“新红学”的未来发展中，将会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关于目前红学论战中的哲学分岐

自从欧阳位于1991年发表了他的关于《石头记》脂评本是伪作这一发现后,毁誉两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阳健的发现是极有价值的。欧阳健是善意地指出胡适上了当,受了骗。他对脂本的考证实质上是胡适的考证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他是修正胡适的错误,不是往胡适身上泼脏水。这次论战的哲学分岐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胡适的先验论的分岐,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胡适的实证主义的分岐,是马克思的认识论与资产阶级的常识论的分岐。这场论战的分岐焦点是:是否定胡适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结论,还是捍卫胡适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结论的问题。红学的出路在于把红学从胡适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蔡义江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其中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是持论公正、用情最深、力图遵从原著的《红楼梦》评注本。蔡义江的红学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新版《蔡义江新评红楼梦》中,包括对曹雪芹的思想与《红楼梦》的主题、《红楼梦》的艺术特色与艺术成就、《红楼梦》续书的成与败等方面深刻而系统的研究。     

论胡适古典小说考证的西学背景

胡适文学批评所呈现的现代意识更多的是因为吸收西方文化思想而形成的。这些西方文化思想既包括科学主义思潮、实证主义哲学、西方校勘学方法等,也包括文学批评中的实证主义批评模式。胡适的文学批评成绩主要表现在传统小说的考证当中,其最高成就体现在"新红学"的开创。其小说考证的"知人论世"的风格既是对传统的承继和提升,也是对西方实证主义批评的有效吸纳,它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红学的误区——高鹗续写后四十回

《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高鹗续写。高鹗续书的证据似是而非;高鹗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续写二十多万字的后四十回;从程甲本和程乙本的异文中,特别是根据程甲本正确,程乙本改错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高鹗没有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     

严谨的考证宽容的考证——浅谈胡适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观

力争通过对其小说批评研究方法的分析,探讨和归纳其夹杂丰富考证学因素在内的文艺批评观,继而对其治学方法提出评判,深刻挖掘其文艺批评观的内涵。论文旨在审视科学的古籍研究重要方略——重视考据,重新提出正确的文献批评道路。同时也提出:讲事实、重考据的考证学在今后的文艺批评中势必会得到更广泛的认同。这是科学的文艺评论观和研究观。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1次，4次被捕。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4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21世纪：红学研究的意义

经历了一百年"显学"历程之后,21世纪红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古典文化还原、固有学术重建与精神家园回归三个层面。这也是一门特殊学问在新时代继续存在的思想前提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学理依据。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五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

台湾红学是中国红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百年红学史必然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红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等四篇红学文章为50年代初台湾红学点燃“新火神”;胡适的返台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推动了台湾红学的深入发展;新一代红学人的崛起与两岸红学的交流为整合中国红学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部大中国红学史的编写时机已经成熟。     

胡适国学研究的当代思想史意义

国学研究是当今学术界的热点,国学热为当今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当今的国学研究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不健康的成分.胡适的国学研究在当今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在国学研究中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不可把某一学派定为一尊;国学研究要有助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国学研究中,不可忽视和反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性精神传统.     

论胡适考证《红楼梦》并创立“自叙传”说的历史性贡献──兼析《红楼梦谜》与《红楼新辨》之谬

作者认为必须矫正红学研究中的偏向，为新红学派恢复名誉，首先是肯定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创立《红楼梦》（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自叙传说＂从而戳穿＂猜谜的红学＂谜底的历史功绩，才能进一步消除＂索德派＂的影响，使红学健康地走向２１世纪。     

胡适与中国新教育

胡适在思想理论、语言文学的教育工具和教育制度建设等宏观方面 ,对中国新教育具有重大影响和重要贡献 ,其对于中国新教育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史上几乎很难有人能够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