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句教”看王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

王阳明晚年有四句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曾引起身边弟子钱德兴、王畿的争辩。阳明殁世后,钱、王争论并未继续,更大的分歧却发生在江右王门与越中弟子之间。又,王学自明末在学者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下渐走向衰落,批评王学的人又多以四句教为攻击目标。凡此种种,都说明阳明心学思想与王门四句教之间不一般的关系。所以,从"四句教"分析阳明心学的哲学意蕴,可对阳明心学及阳明学派的思想特色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王阳明贵州讲学与阳明心学之传播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后，为求自身解脱悟出了心学的要旨，“龙场悟道”被视为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王阳明在贵州首倡书院讲学之风，其心学在贵州书院得以初步的发展与传播。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讲学，传播心学，将贵州书院变成阳明心学的大本营，同时也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     

杨慈湖“克己复礼”诠释及其内在理路探析

作为陆王心学一脉的关键人物,慈湖学术以不起意、知及仁守为修养工夫,以本心之澄澈清明为工夫境界,在承继其师象山“六经注我”诠释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以心解经的诠释路径。在“克己复礼”诠释问题上,陆象山开心学解释之先河,慈湖一反前儒本孟子心学为说,而以“古圣为的”,从诠释之基、诠释之体、诠释之用三个维度建构了独立完整的心学诠释理路,这一解经路线在廓清理学解经之传统、开启心学解经之新视域新思路新方法以及后世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心学建构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阳明的“善恶只是一物”

本文以阳明对恶之根源的论述为中心，通过层层的逻辑分析，阐明在阳明哲学中，其固然一方面坚持心学的立场，否定恶之存在的本体性，但另一方面却还是沿袭了自宋明时期以“气质之性”言恶的一贯立场。最后，文章还从心学的内在逻辑、阳明为学的时代背景两方面揭示出阳明之所以如此安顿恶的深刻缘由。     

王阳明"以德治世"的社会思想

一、阳明心学的立学宗旨及其“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一 )阳明心学之立学宗旨自命为孔孟嫡传的阳明 ,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他取得的诸多事功业绩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儒家长期以来治世济人传统的现实体现 ,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后世学者多因其思想的心学特点而斥其为迂阔、空谈心性甚而近于禅 ,实为对其思想的误读。因此 ,在言及他的社会思想以前 ,有必要先指出阳明心学的立学宗旨。所谓立学宗旨即是思想的终极价值取向或终极目的。在阳明那里 ,统摄其整个理论的“致良知”思想之宗旨不是别的 ,正是儒家学者千百年来念…     

阳明心学的主体性思想和现代美学精神

本文以现代主体性角度观照阳明心学的美学精神.阳明心学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致知与践行等方面的对立与超越中确立了主体性思想并对晚明以降的美学话语产生重要影响.阳明心学所张扬的“真己”主体精神,虽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但它对个性自由的张扬,重实践的经世之学和圣愚平等的思想,无疑是属于现代的.     

心学的东南之光——薛侃对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

“海内同志之盛，莫有先于潮阳者”,这是王阳明赞扬其弟子薛侃的话。王阳明弟子众多，何以如此盛赞薛侃呢?这是因为：薛侃不仅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接引弟子，从而壮大了心学队伍，并使心学闪耀东南，而且任劳任怨地为阳明分担家务公务，从而为阳明减轻了繁重的事务负担，使得王阳明能够从容地创构心学；薛侃不仅第一个刻印了《传习录》,同时刻印了多种文录，从而使阳明心学有了传承载体，而且千方百计地创办了天真书院，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薛侃不仅致力于同门关系的协调，使大家团结一心，而且进行了精心的筹划，为阳明心学的传承、传播制定了清晰的方案；薛侃不仅与阳明心心相印，于日常体贴入微、于学问理解信奉，从而成为阳明孤独心灵的重要伴侣，而且对各种形式的质疑予以了解释和回击，从而削减了阳明心学传播道路上的障碍，并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与纯洁。可以说，在传承、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事业上，薛侃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成为阳明弟子中的标志性人物。而且，薛侃在传承、传播阳明心学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智慧和优秀品质，对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业，似亦蕴含了诸多积极性启示。     

阳明心学的反理学倾向及其对明清文论的积极影响

明代中叶思想家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是从理学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它具有鲜明的反理学倾向。阳明心学的出现不仅从内部造成了理学的瓦解,而且也为明清两代文艺新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催化剂:阳明心学以“情”为人“心”所固有的观点消除了程朱理学以性化情、存理灭欲的强制色彩,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中尽力表现人的情感和明清文论中“情感”论的盛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阳明心学提出的“心”本体论充分肯定和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为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大胆突破礼教规范、提倡抒写性灵表现个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阳明心学及后学对圣贤的绝对权威的否定和对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的推崇,也直接引发了明清两代的文艺家在创作上表现出“语出本色”、“贵浅不贵深”的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     

试论江右王门弟子刘邦采其人及其“性命双修”说

<正> 明代学术,自当以王学为中心,明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把王门流派分为江右(江西)王门,南中(包括浙中与泰州)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与泰州(江苏)王门。其中黄氏以江右王门为王学正宗,称:“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念庵,两峰,双江,其选也,再传而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是时越中流弊错出,挟师说以杜学者之口,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①。由此可知江右王门实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王门学派一支,著名代表人物计有邹守益(号东廓1491-1562),聂豹(号双江1487-1563),罗洪先(号念菴1504-1565),王时槐(号塘南1522—1605),刘邦采(字君亮)等人。考江右王门诸子的基本学术倾向主要是坚持、“由工夫以悟本体”路向,并大力发挥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工夫论方面,然而对“致良知”工夫的解释则各有不同,这就产生邹守益、王时槐的“主敬”说,聂豹、罗洪先的     

在经典文本的解释背后略论晚明遗老的释经

在经典文本的解释背后略论晚明遗老的释经汪从飞一、重新解释经典的起因黄宗羲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①。阳明心学的崛起，使宋明理学的发展走到了它的极点，同时也标志着它的衰结和变异。心学作为朱学的一种对峙和补充，它的昌盛本身就是整...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王阳明心学的知觉观点

王阳明心学是儒学与佛学交融的杰出代表。阳明心学中“物”的概念很大程度汲取于唯识论“境”的思想,而心学中“心”的含义与佛教中“识”的观念亦有一定渊源。本文结合佛教唯识的思想,以阳明心学中“知觉”观点来探讨“心外无物”、“南镇观花”、“知行合一”等命题,将阳明心学中“物”与“理”统一于知觉观点。在此基础上,对良知学说偏重道德方面的传统解释提出自己的看法,良知本体作用不仅体现在“尊德性”,也体现在“道问学”方面。     

阳明心学研究视角新论

自明末清初尤其是近代以来,学界对阳明心学的研究多运用基于教法视角之文献材料考证与逻辑思辨分析,然对于注重内心世界精神体验的心学而言,传统教法研究视角之日见其弊已渐为有识之士所警醒。而证法研究视角则具有深契阳明心学一贯注重工夫实证之内在精神的深层学理依据,有利于克服当前研究长期偏重教法忽视实证之偏弊;但史料考证与逻辑思辨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手段实不可或缺。故证法与教法两种研究视角之融通互补、相得益彰,有助于发显阳明心学的本来面目和真实精神,推进心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王阳明的忧患意识与“知行合一”

阳明心学在一定的意义上讲,是充满忧患意识之学,这在其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开始提出的“知行合一”论说中已略见端倪。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阳明心学与三等唯物认识观

唯物认识体系中，有纯粹的唯物自然观与人化的自然观、历史观，此外还有阳明心学与道家“无知之知”的第三等唯物认识观。第三等唯物认识观在唯物自然观与人化自然、历史观的基础上，升华而跨入认识人与社会、宇宙的更高的认识维度。阳明心学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其基础便是人化的自然、历史观，继而突出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同时将“心”纳入“宇宙力”“万物规则力”的维度中，人与万物本为一体，而人心之灵明便是呈现这一共生构成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