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从《食品安全法》的角度

2009年2月28日,我国颁布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对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也有重大的影响。该法的具体内容是依照刑法定罪的具体标准,并对非法经营罪,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犯罪的入罪以及犯罪构成有直接的影响。     

健康权法律性质的二重性

从健康概念的演进中,健康权就开始展现出二重化其自身的倾向。无论是私法上的健康权,还是公法上的健康权,都无法纳入纯粹消极权利或者纯粹积极权利的范畴。除了健康权传统上具备的消极防御性以外,其积极受益性也越来越明显,在民法上表现为自然人向没有债权关系的他人主张获得救助以及在有限范围内主动利用健康换取其他利益的权利;在宪法和行政法上表现为公民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以及请求行政主体履行作为义务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出台,是整合健康权规范体系的一次重要探索,深刻地体现了健康权法律性质的二重性。     

基于公民健康权视野的医患和谐机制构建

医患关系日趋恶化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医患关系是以公民健康权为核心议题的社会化关系,医患不和谐的焦点在于公民的健康权不受尊重,保障义务无法实现,根源在于卫生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以及政府职能的僵化。基于公民健康权视角,以法律原则和法治化管理机制创新理论为依据,探讨医患和谐机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公私法交融下的环境健康权保护

环境健康权是免于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危害或风险的权利。环境健康权兼具公私法二重属性,权利结构复杂,难以基于单纯的私法或者公法途径提供充分的保护。《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未能对环境健康权做出具体规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由于价值判断冲突而影响环境健康权益实现的情况。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设置更多地倾向于对损害的事后救济,也难以单纯地从私法角度有效地预防环境健康风险。公法手段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私法保护方案对损害预防关注的不足,并与环境健康权的社会面向相契合,从而有利于发挥公权力在保障环境健康权方面的优势。唯有实现公私法在环境健康权保护方面的有效沟通与协动,方可形成周全的环境健康权保障体系。     

基于食品安全法的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探析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关于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重视就开始逐渐增加。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的相关事宜一向是置于首位的。本文将针对食品安全法律以及现代转基因食品的多种形式和安全法律规制进行探析,研究对转基因食品最具安全的提议和规制完善方法。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保障势在必行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大范围开展为期3个月的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整治行动,大幅度提升重庆市食品药品安全水平,其力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重庆市集中整治行动结束的节点,总结其相关经验,探讨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的相关问题,对于建设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食品安全法》的民事责任制度

我国<食品安全法>基本上已经建立起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食品安全事故处理机制、强化民事责任等多项法律制度,但是该法民事责任部分存在着条款少、不系统、不科学等问题.要完善<食品安全法>民事责任条款,应当保留综合立法模式、增加民事责任专章,并针对民事连带责任、虚假广告责任、惩罚性赔偿等具体内容完善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     

食品安全保障:定位、机制与实效

正确定位"食品"、"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性质,是强化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的理论前提。保障食品安全需要充分发挥自律机制与他律机制、道德机制与法律机制的综合作用。就法律机制而言,有专职机制与兼职机制之分。在探寻完善和优化专职机制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和挖掘兼职机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确保相关法律机制的顺畅运行,发挥其应有的实效,是我国当前食品安全保障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     

食品安全监管的法社会学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虽从法律制度上明确了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明确了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但仅仅依靠食品安全立法,难以解决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更难以从根本上消除食品安全隐患。食品安全法规的管理与发展需要法社会学,解决我国现实的食品安全法律问题需要依托法社会学,实现食品安全除了通过加强食品安全立法,理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外,还需要在法社会学的指导下,进一步明确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等多措并举。     

"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透视: 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

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为"和谐中国"建设打开了一条历史与逻辑地考察贫富问题的通道。"穷人经济学"的中国式借鉴,为我们剖析特定境遇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穷人经济学"与健康权的对接,为我们在"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严肃审视其中具有标本意义的穷人的健康权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从权利贫困观到强化穷人的能力建设,既是现代文明的映照,又是时代发展的升华。旨在使穷人获得、巩固和扩展其健康权的能力建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设计优化和建设强化的过程。     

美式自由贸易协定TRIPS—PLUS条款对发展中国家药品获得权和生命健康权的影响与危害

TRIPS协定及其后续文件所确立的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等原则以及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等保障措施,在最低程度上体现和尊重了发展中国家保障民众获得基本药品、保护生命健康之合理诉求。但是,美国近年来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远远超过TRIPS协定的要求,其中的延长专利期限、授予药品测试数据专有权、限制强制许可和禁止平行进口等条款限制或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廉价仿制药品的可能性,严重危害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药品获得权和生命健康权。对于关式自由贸易协定中的TRIPS—PLUS条款,发展中国家应当高度警惕和审慎应对。     

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惩罚性赔偿研究

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该规定在理论上得到了交易习惯、立法学以及法解释学的支持.然而在适用上,还存在食品消费者概念不明晰、食品生产经营者概念混乱等问题,应通过法的体系解释和文意解释予以厘清.同时十倍惩罚性赔偿不应当以"支付价款"为基数,而应当因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购买商品的价款"为基数.     

《文子》的生命哲学

<文子>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典籍,除以道为统领从正面阐述其治国安民的道理外,也苦苦思考了怎样呵护人的生命存在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人的生命存在可分为肉体生命存在、精神生命存在和社会生命存在三个层面.而<文子>的生命哲学要旨正是表现了对这三个生命存在层面的真诚呵护,呈现了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     

美国“证言广告”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从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出发

新颁布的《食品安全糊第五十五条虽然终于对主体在虚假广告中推荐食品的法律责任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意义重大，但其对归责主体、“推荐”概念、归责条件等问题却语焉不详。这对日后用法律手段整体解决“广告推荐”问题，将造成消极影响。借鉴美国处理相同问题的“证言广告”制度，我国立法者将来在进行相应法律规定的衔接时，应对上述相关问题作出妥善的处理。     

食品安全权益的刑法保障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人们饮食文化日益多样化。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对大众造成了巨大影响,因而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公众热议之中心。文章通过回顾我国新发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试就如何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事立法以更好地实现食品安全权益的保障展开探讨。     

法律解释:法律生命化与法官职业化的过程

如果法律是法治国家的上帝 ,法官就是法治国家的牧师。法官解释法律 (在本体论意义上 )的实质是赋予法律以生命。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言说、对正义的宣示向世人揭示着人性的限度和人类精神的走向。法官只有进入并凭藉法律解释这一独有的社会存在方式 ,在此在与彼在、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兽性的职业砥砺中 ,才能拥获自己的职业灵魂和生存质感     

《食品安全法》对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探讨

食品企业的特殊性决定它要承载更多的社会责任。《食品安全法》有助于食品企业确立体系核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整体构建;回归价值本源,明确企业的首要社会责任目标;清晰化责任,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紧迫感;确立运作模式,提升政府规制能力。     

产品代言人的侵权责任探析——从《食品安全法》第55条的规定切入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食品安全法》规定了个人在虚假广告中推荐食品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本文结合《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探讨包括食品在内的产品代言人(推荐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根据、归责原则、侵权责任的构成以及代言人责任与生产经营者责任的关系,认为其根据是消费者对代言人的信赖关系,归责原则上适宜采纳过错原则,代言人责任与生产经营者责任之间宜为按份关系而非连带关系。     

论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

公民知情权是被宪法以及法律确认的,同时又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障和限制。保障公民知情权,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现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但是还有一些缺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应在行政程序立法中体现公民知情权;尽快出台信息公开法,保障公民知情权;同时,要注意处理好保密与公开之间的矛盾。     

农村家庭食品销售的特殊法律规则思考——以《食品安全法》第29条为起点

当前食品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改进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市场的路径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农业食品的立法经验,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第29条进行适当的调整。在鼓励农民创收的目标下,应该适当放松对农民销售自产农产品以及农村家庭食品作坊的管制,立法应允许农村自产食品的销售者得到强制规则的例外适用,考虑通过直接的人际关系替代高成本的规制,从而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给予农村家庭更大的生存空间。当然,例外适用也必须符合一定的基本规则,必须是无潜在危害的食品并且有符合明确要求的标签,保障消费者能直接获知生产者信息,且知道该产品是家庭生产而未接受强制检验。同时,跨区域销售或者销售给批发商不宜得到例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