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的环境伦理

环境伦理在"好生活"和"正当行动"问题上遭遇外部反对和内部纷争.从最抽象意义上看,环境伦理在一种理想的冲突中进入人类道德的亲证性实践,它改变了哲学实践的方式.在与"好生活"相关的意义上,它面对"自然主义谬误"之诘难,通过秉持"生态善"的理念,扩展了"道德善"的内涵.在与"正当行动"相关联的意义上,环境伦理受到常规伦理与道德相对论之因扰,它试图改变"道德权利"的用法.一种面向生态实践的环境伦理,虽然在道德生活形式上存在着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但不同形式的环境伦理探究共同指向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轴线,而对它的探问乃是透过环境伦理论争深入到对其道德生活形式之探寻的开始.     

哈尼族族际交往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基于《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分析

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是一种道德生活实践,是民族伦理关系产生的基础,族际交往伦理是民族间伦理文化互动的真实反映.《哈尼阿培聪坡坡》是一部叙述哈尼族漫长迁徙和发展历程的史诗,记载了哈尼族与彝族、傣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相遇”时所发生的交往生活状态,展示了哈尼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中所遵循的族际伦理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哈尼人知恩感恩、委曲求全、宽容忍让、自保避害、责己周人、诚实正直、团结协作等族际交往伦理观构成了哈尼族道德文化的主要内涵.族际交往伦理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研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伦理,应当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论儒家仁爱思想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当代意义

仁爱思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仁爱不仅具有仁民爱物、生生大德、万物一体的深刻生态伦理内涵,也具有从人际道德向生态道德扩展的推理方式、爱有等差的道德递推原则以及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统一的生态伦理建构逻辑,对当代社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中日传统义利观比较研究——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中心

本文以近代日本通俗伦理价值观与中国维新派伦理价值观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中日传统义利观的内涵,寻找两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不同特点。经过横向比较,得出日本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阶层"属性、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具有"派阀"属性的结论。通过纵向比较,得出日本传统道德伦理被庶民化、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被精英化的结论。     

中国近代道德救世思想管窥

早期维新派从救世角度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道德堕落,围绕价值取向上的塑造时代理想人格、追求天下国家之利,道德学理上融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以重构时代道德内涵,具体精神与规范上崇尚知耻、自强不息、忠孝节义、诚信求实以及平等、自由等。在理论体系上,对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方面作了系统理论诠释,并主张从改革教育、注重修身、楷模示范、重禄劝士、抵制西方宗教负面影响等方面实现其救世目的。     

论菲利普·罗斯后期小说创作的伦理观

菲利普·罗斯一些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犹太传统的反叛和对情欲的描写,使得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伦理关注的却不仅限于个体行为,更多的是社会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后期小说创作中,罗斯放弃了传统道德批评的普遍性原则。没有简单的善恶、好坏评判,罗斯的伦理观念中引入了历史的维度。在犹太伦理问题上,罗斯更关心犹太人作为"他者"的地位和生存境况。在此观念影响下,罗斯后期小说创作结合了现代、后现代手法,呈现出范围更宽泛、主题更贴近生活、风格更适度等新现实主义特征,展现了后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     

社会保障的伦理诠释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理念,而且,也只有建立在这种价值理念前提下的社会保障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阐释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保障伦理是指社会保障的道德正当性及其内涵的伦理意蕴和价值归属。对社会保障进行伦理诠释必然要涉及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伦理追求、伦理价值等方面。研究表明:"人的尊严"是社会保障的伦理基础;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追求;分配正义是社会保障的伦理价值。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日益深入的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伦理建构的迫切性凸显,亦使之成为关系全球秩序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依据跨文化传播的空间维度,全球伦理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伦理;不同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内部的交往伦理;全球社会各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伦理.中国社会各界应恰当运用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伦理经验和信仰资源,以积极的伦理建设履行当代中国对国民和世界的道德承诺,以赋予全球伦理新的内涵和意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     

生态伦理:对传统伦理的拓展与超越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呼唤思想道德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无论中西,传统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是社会人伦秩序与个体品德修养的统一,是关于人的价值判断或意义规定,它包括规范准则、风俗习惯、品德修养、善恶评价等内涵。而生态伦理道德作为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中应运而生的一种革命性伦理思想,旨在为当代环境保护实践提供一个广泛的伦理公式和可靠的道德基础,其首要特征就是扩大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将道德关怀的视野拓展到整个自然界,研究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系以及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它在对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的把握上则表现出了更深邃的视角,其所强调的公正原则不仅包括了代内公正,还包含着代际公正;不仅包含了男女公正,也包含了人地公正,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超越。     

李白诗歌中的“一片奇气”的学理探析——兼论李白之奇与岑参、韩愈的异同

李白的诗歌个性十分鲜明,其突出特点可用"李白气"来概括,"李白气"的能指即清末评论家吴汝纶所说的"一片奇气"[1]。"一片奇气"在李白诗歌有三个表现层次:言奇、象奇、思奇。李白、岑参、韩愈三人的诗歌都具有"尚奇"的共同特征。但比较而言:岑参之奇,意在外物,奇在风光;李白之奇,意在情感,奇在心志;韩愈之奇,融进人力,奇崛险怪;李白之奇,得之天然,风神潇洒。这正是李白之奇的独特之处。     

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但真正建立起“道统”论的,则是唐代韩愈。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面对外来佛教文化及本土道教文化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即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为己任,正式提出了儒家道统思想。经韩愈倡道统、批佛老、兴儒学的努力,使儒学再度复兴,并在宋末以后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的道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韩愈尊师重道的师道观

韩愈在继承前人尊师思想的基础上,从复兴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提倡尊师重道,并以“道”为中心,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师道观。主张学必有师,师道相依,教学相长,并提出了教师的职责。从今天看来,韩愈倡导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是正确的,对于肯定和提高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风流无复数香奁——论韩偓的艳情诗

韩偓这位享有忠臣节士令名的诗人,却偏偏自行结撰了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香奁集》。《香奁集》通常被认为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文人艳情诗集,千载之下,褒贬不一。借鉴文本分析、史料考证法,可以得出如是判断：《香奁集》既有艳夺温李的旖旎诗篇,也有与艳诗毫无关系的寥落意绪,更有介于似艳非艳之间的幽微心曲。     

情与貌 略相同——斯奈德与寒山的比较研究

寒山,中国唐代著名隐逸诗人;加里·斯奈德,美国当代著名生态诗人。20世纪50年代,斯奈德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美国出版后,影响极大,为寒山诗在美国的流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斯奈德在生活方式、诗歌创作理念、艺术手法乃至精神境界等诸多方面与寒山不谋而合,或者可以说是寒山的忠实追随者,但二者毕竟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熏陶,因而也必然在隐逸观、人生观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进而表露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雄奇淡远总相宜

潘天寿先生不仅是一位画坛巨匠，而且是一位富有才情的杰出诗人，现存诗歌三百余首。这些作品反映了他的心路历程，从风格上说，受韩愈和李贺影响较大，雄放奇崛，但同时也受到杨万里影响，呈现出自然淡远的风貌。     

论唐代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

中国古代诗歌史中的送别之作,从《诗经》的比兴托物,汉魏时的率真直抒到六朝的绘景写心,逐渐趋于成熟完美,到唐五代时达到了物我浑融,形神兼胜的境界。唐人送别诗意象的高度情思化包括三种情形:即情中景,景中情和情景的“妙合无垠”。这就使得送别诗的情感含量大大增加,艺术感染力明显增强,具有了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文学形态——南宋中后期游士阶层的诗歌创作

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平民。游士议政诗歌具有士大夫般的忧时忧国情怀，却因为过于激烈直白而被质疑为卖直钓名、粗豪亢厉之作；游士诗歌力求风雅，却被视作矫语高蹈的伪风雅；游士诗歌情调语调通俗，却与平民赏爱的话本、杂剧、南戏尚有一点距离，无法被庶民百姓广泛接受。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平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是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也是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了临界点的标本。     

论王昌龄诗歌的阴柔美

王昌龄的诗歌虽然偏于阳刚美,但同时他的一部分诗歌呈现出抒情精细巧妙,感情含蓄细腻,境界清新明丽,风格幽婉柔丽、澄澹精致等阴柔美的特征。王昌龄具有阴柔美特征的诗作是他诗歌创作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