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本义辨正

"思无邪"是孔子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对"思无邪"的解释,自古至今多有歧义。"思无邪"是孔子对《诗》具有广泛社会文化功能的总结,是其"诗教"思想的具体体现。《诗·鲁颂·?》中的"思无邪",其意为赞美马匹之多。孔子引来评价《诗》,用的是其文字义。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既不是对《诗>思想内容的概括,也不是强调学《诗》、读《诗》之法,而是指称《诗》全面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功能,实质是强调学《诗》的重要意义。     

试论阮籍《咏怀》诗隐而不显的艺术风格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生在魏晋易代之际,其<咏怀>诗,隐而不显,寄情遥深.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古代文艺理论专著都给予阮籍<咏怀>诗充分的肯定,尤其是被称为"百代诗话之祖"的<诗品>将阮籍<咏怀>诗列为上品.本文从史的角度结合<咏怀>诗的具体篇章,对阮诗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做进一步的探究.     

"兴"的艺术源起与"诗可以兴"的思想路径

"兴"是古典诗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批评术语."兴"是源于以祭坛为中心的原始艺术活动,是一种古老的诗歌类型,因此它具有原型的历史意义.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诗可以兴",表现出中国文化思、诗交融的特点.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是礼乐背景下的一种用诗方式,是"感发志意"和"引譬连类"的思想拓展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延伸路线.古典诗学是建立在"兴于诗"的理论基础上的,从文学发生的感兴出发,到艺术表现的兴象思想反映的兴寄和审美欣赏的兴味,都反映着兴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     

“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的评析

上博简<诗论>第25号简最后三字作"<小明>不",专家多疑其后有阙.然而简文"不"字后有近两字的空白,证明此简在"不"字之后不大可能有和"不"字系连的文字.这几个字的释读在<诗论>的相关研究中,多呈空白状态.其实,这里是一字为释,用一个字,直指<小明>篇的主旨.简文这里的"不"字当依古音通假之例,读若负担、负责之"负"字.<小明>篇学者多从汉儒之说定为大夫"悔仕"之作,如今得上博简<诗论>的启示,可知并非如此.<小明>一诗的作者应当是一位忧国忧民,与友人相善的正直的、有较高德操的王朝大夫.<北山>、<四月>两诗主旨在于泄私愤而不顾国家安危需求.就诗作者的道德品格而论,<北山>、<四月>两诗与<小明>篇的差距显而易见.清儒姚际恒谓<小明>辞意"浑厚",信然.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别裁诗史补心史——论清代雍乾咏史诗集《南宋杂事诗》、《明史杂咏》

<南宋杂事诗>和<明史杂咏>是清代雍乾时期两部重要的咏史诗专集,其体例亦史亦诗,在诗歌之后详列史料来源.这种手法出于创作群体"补史"的动机,除了补阙前史,有资考证外,还力图在稗官野史的民间表达中建立自己的史识态度,着力补前朝遗逸节士和乡邦风物之史,含蓄地表达故国之思等心曲.在艺术特色上,"饾饤"的浙派风格含有文字狱阴影下寻求保护色的因素.     

“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皎然《诗式》文质论管窥

盛唐诗学高峰之后,皎然的《诗式》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唐诗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结了诗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新的诗学观点。皎然《诗式》提倡"中道",主张文质自然统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质思想。皎然的文质思想对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开启了中唐晚唐诗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孟子"《诗》亡"说的整体之思

传统经学诠释中,孟子的"《诗》亡"说被分解成《诗》的某部分、《诗》流传的某环节或《诗》的某方面功能的衰亡;而孟子本义则是作为文学样式的《诗》与它所指引的政教文明方式的整体式微.注疏通过种种限定造成对孟子本义的割裂式理解.孟子"《诗》亡"包含了文章样式的颓败、经典地位的降格及政治、教化与文明样式的衰微.在王道衰微霸道兴起的政教文明格局中,为王道政治奠基的《诗》经衰亡,指引匡正霸道政治的《春秋》经兴作.     

论《孟子》对《毛诗传笺》的影响

郑玄的诗教思想受孟子影响最深的是"以意逆志"法与以史说<诗>.他在笺<诗>的过程中借鉴并吸收了孟子诗教思想的精髓.孟子认为<诗经>是西周王道教化的产物,可以用<诗>来证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理想王道时代.郑玄接受孟子以史说诗的方法,于<毛诗传笺>中在<诗序>和<毛传>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成体系的"正变"说以史释诗.郑玄也继承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并加入了他自己的创新,将孟子的"以意逆志"法上升为以"美刺"释<诗>.他将<诗经>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置于解诗的过程之中,从而推求和诠释诗人之志,赋予"以意逆志"更为深广的内涵.     

虎关师炼称孔子“诗人”删《诗》辨

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称孔子为"诗人"删《诗》。其实孔子之时,并不是从文学角度看待《诗》的,而是从礼仪、政治、道德、修养等方面来看《诗》用《诗》的;孔子有"吾从周"之意,所以其删《诗》也当由此角度出发,而绝不是以"诗人"的眼光来删《诗》。虎关师炼之所以有此言论,当与其社会发展的特性、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形势和教育制度有关联,当然也不可排除文学理论与批评传统的影响。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技艺与迷狂——柏拉图《伊翁》与亚里士多德《诗学》对观

在诗歌创作来源问题上,通常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说"与其老师柏拉图的"迷狂说"针锋相对."迷狂说"主要来源于柏拉图<伊翁>,"技艺说"则来自亚里士多德<诗学>.本文试图重新回到文本本身,对观<伊翁>和<诗学>,从两个文本内在的情节论证及相互间的回应辩难,重审这一议题.     

哲人的诗艺——简论柏拉图笔下哲学与诗的和谐关系

柏拉图笔下哲学与诗的关系绝非仅有冲突的一面,和谐亦是其重要的方面.在<王制>中,这种和谐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哲人苏格拉底在<王制>中做了很多诗;其次,<王制>本身就可谓一首诗;再次,苏格拉底批评荷马的同时也在向荷马学习;最后,苏格拉底表明,无论是哲学教育还是政治教育都离不开诗.当然,苏格拉底的诗是一种臣服于哲学的独特的诗.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杜牧的登高诗及其艺术精神

杜牧登高诗中的所谓"伪作",其实大都为杜牧所作,如<登澧州楼寄京兆韦尹>、<题白云楼>、<登九华山>三诗,即为其例.从诗人所登之"高"而言,杜牧的登高诗,大致可分为登楼诗、登山诗、登遗址诗三类,不仅特点各具,而且是登高诗由盛唐而晚唐所产生变化的代表.以登高望远作表象,运用种种艺术手段,反复抒发诗人的"恋阙"之情,并于登高怀古中依然与"恋阙"关联而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恋阙情结.而这种强烈的恋阙情结,即为杜牧登高诗的艺术精神之所在.     

胡应麟诗史观之检讨

胡应麟在《诗薮》中提出的诗学命题"格以代降",往往被研究者认为是文学退化论的观点。综观胡应麟的诗史观可以发现,"体以代变"才是其诗史观的核心,"格以代降"主要是就诗体规范而言,与"前规日远"相表里,他并非持文学创作一代不如一代的观点。其强调祖述典型的复古倾向立足于指导创作,并不能掩盖其主新变的诗史观。因此,辨析"格以代降"这个诗学命题的内涵对我们反思与重估复古诗学的价值与意义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