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建成于明万历三年

呼和浩特在明清以来的一些旧书里被写作“库库和屯”、“库和合屯”。解放后才把它统一成现在的写法。那么呼和浩特建于何年呢?依据历史资料所载,于明代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初建规模,到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基本建成,明朝赐名为“归化城”。主要根据是: 1.《神宗实录》对呼和浩特建城年代,明确肯定为万历三年建成。其书载“(万历三年十月十三日)丙子,顺义王俺答遣夷使乞佛象经文蟒段等物,所盖城寺乞赐城名,镇臣以闻,部复谓俺答恪守盟约,禁戢部落,乞今五载,劳委可靠,所请勿拒也。上然之。赐城名归化。佛经象许该镇量写铸给。”这实录一书是给皇帝的奏章,又经御笔珠批,是国家的原始史料,在通常情况下的实录是可靠的。这里按实录所说,俺答汗盖的是“城寺”,所乞赐的却是“城”名,而无“寺”名。明朝所赐的     

俺答汗的霸业与明王朝及西藏地方的关系

俺答汗(1507—1583)亦译称阿勒坦汗(Altan khan),是蒙古著名的中兴之主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巴尔斯博罗特在达延汗统一漠南、漠北以后掌管着右翼三部,即鄂尔多斯、土默特、喀喇沁三部。他死后,其长于衮必里克(《明史·鞑靼传》称吉囊)“与其弟阿勒坦汗二人为首,率右翼三万人”。嘉靖初年衮必里克(1506—1550)到了河套地区(包括现今陕西北部),成为鄂尔多斯部的领袖。此后不久,俺答汗离开了河套地区,移居到现今呼和浩特一带,成为土默特部的领袖。在衮必里克死后的嘉靖二十一、二年前后,是俺答汗威势煊赫时期。他北征大漠,西蹂青海,东蹠察哈尔,南迫长城,控制了蒙古右翼地区。     

三娘子考

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妻三娘子,是明末蒙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明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后,她为保持丈夫生前建立的蒙明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她多次出现在明代汉文史籍中。奇怪的是,在蒙文史籍中却不见三娘子其人,难怪张尔田先生在他校补的《蒙古源流笺证》中,曾经做出“三娘子此书无见”的结论。汉文史籍说三娘子名“克兔哈屯”,又名“也儿克兔哈屯”。但在蒙文史籍所载俺答妻妾中,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名字。     

1572～1921年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分析

城市的兴建、发展、衰败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从明代中后期蒙古地区板升的出现到俺答汗兴建的半农半牧的归化城,从清归化、绥远两城并置的军事商业重镇,再到民国时期归化、绥远、火车站三足鼎立的城市格局,每一时期的城市形态变化都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通过研究有关"归化绥远"两城历史资料,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形态特征及其产生原因,力图还原一个相对完整的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过程,有助于我们认识、了解这座城市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     

“大明金国”考

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村美岱召遗址,现存一方明万历三十四年顺义王扯力克妻五兰妣吉纪念灵觉寺泰和门落成石额,铭文曰: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陞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灵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功城圆备神力助造非人所为也 皇图巩固 帝道咸宁 万民乐业 四海澄清 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曰庚午时建木作温伸石匠郭江” 该石额“大明金国”的落款,揭示了明朝万历时代,以丰州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的漠南中西部地区,曾存在一个蒙古封建主统治的名为“金国”的政权,而且还是“大明金国”,即明朝属下地方政权。 现存史籍中,《万历武功录》及《明实录》的记载,给美岱召石额揭示的史实作了有力的旁证。隆庆四年九月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大同巡抚方逢时受降。十月俺答在赵全煽惑下兴兵索孙,驻营平虏边外,《万历武功录》记云:“边吏曰:寇深矣,其若之何。逢时曰:彼幸索我急,此天所以赞我也。乃遣使金国,赍传贴往,杀之。已遣侯金柱往,又杀之。已     

喇嘛教对归化城兴建及城市形态演变的影响

归化城的兴建虽因互市限制条件过多而未能达到俺答汗进一步发展对明朝贸易的目的,但通过修建喇嘛庙将蒙古民众统一在喇嘛教信仰下的构想,却在明朝末期蒙古各部落政权竞争过程中及清廷扶植喇嘛教策略的倡导下得以实现.归化城的城市发展一直与喇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将归化城发生重大转折的几个历史阶段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喇嘛教在归化城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论蒙藏封建主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争权斗争

<正> 在蒙藏关系发展过程中,蒙藏封建主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权斗争,围绕真假六世达赖喇嘛展开的斗争,是比较突出的。这一斗争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自宗喀巴创建格鲁派之后,格鲁派之僧众戴桃形尖顶黄色僧帽,人们称为黄帽派,清代称之为黄教。传到锁南嘉错(1543—1588)时,蒙古俺答汗(1507—1581)派人赴藏邀请索南嘉错到青海于1578年6月在仰华寺相见。锁南嘉错赠俺答汗“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咱克喇瓦尔意为转轮王,彻辰汗意为聪睿汗王)俺答汗赠锁南嘉错“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1)(瓦齐尔意为金钢,达喇意为救世,达赖蒙古语意为大海)即三世达赖喇嘛。自是,始有“达赖喇嘛”之称,并以黄教为纽带,促进蒙藏关系的发展。     

媲摩城恐非汗弥城

或曰《大唐西域记》中的媲摩城即汗弥城,窃以为恐有疑问。或曰即坎城,窃以为极有可能。《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条:”王城东三百馀里……至媲摩城。”《新唐书地理志》:“又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据玄状行进路线和里程,媲摩城或即为坎城镇。《新唐书·西域传》:“于阗东三百里有建德力河,……河之东有汗弥,居达德力     

察汉诺门罕旗考略

察汉诺门罕旗考略何玲，张志忠一、察汉诺门罕旗之历史沿革（一）察汉诺门罕名号之由来。据史料记载：明万历五年（公元１５７７年），应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的邀请，三世达赖索南嘉措（１５４３一１５８８）率领随从爬山涉水赴青海湖边与俺答汗会晤，措涅嘉措与其同行...     

青海的蒙古族寺院

<正> 蒙古族在青海的历史悠久,但笃信藏传佛教格鲁派,“实始于俺答”。明万历六年(1578),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应俺答之请曾来青海传教。万历十年(1582),三世达赖应请去内蒙参加俺答葬仪再来青海,并在今海南、海东、海北地区活动两年。三世达赖的青海之行,使格鲁派冲破民族界限,迅速传播到蒙古族中。后来,格鲁派上层认定俺答曾孙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更使“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十七世纪初,格鲁派在西藏受到藏巴汗政权的威胁,求援于顾实汗。从此,和硕特蒙古与格鲁派结成联盟,顾     

《“蒙汗药”之谜》一补

村愚《“蒙汗药”之谜》说:史籍中最早记载曼陀罗花的,似为北宋周师厚在元丰初年写成的《洛阳花木记》,……但并未指出此花的特性。那么,首先记载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性能的书,是那一部呢?郎瑛《七修类稿》曾引南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的一段有关记载。但查《古今逸史》、《知不足斋丛书》等收录的《桂海虞衡志》,均无此段记载。看来,如果不是郎瑛别有所据,就是他搞错了。成书比《桂海虞衡志》稍晚的史籍,则有明确的记载。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云。(见《学林漫录》初集第201页)。其实,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性能.它的应用,在北宋就有记载。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杜杞在广西曾用曼陀罗酒麻醉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军六百余人。北宋曾巩《隆平集》卷二十:蒙(是旱)“率其徒随〔吴〕香出降,〔杜〕杞犒以牛酒,六百余人始与盟,置曼陋罗花酒中,既昏醉,悉杀之。”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汉代甘肃略阳城考

汉略阳城是甘肃古代著名的军事重镇,后因种种原因湮没无闻。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略且不一,其城到底在何处?至今说法种种,仍是一悬案。对汉略阳城地望,从史料上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一) 陇城镇西北说有人主张汉略阳城在唐陇城县(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九十里之陇城镇)西北。持此说法的代表史籍为《后汉书》李贤注及《通典》。《后汉书·卷一下·光武下》记载: (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     

王褒卒年考辨

西汉辞赋家王褒,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关于其生卒年,《汉书·王褒传》没有明确记载,只说:“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于道病死,上怜惜之。”祀金马碧鸡事的时间,《汉书》无记载,因此王褒的卒年就成了问题(王褒生年更恍惚,故从略)。笔者目前仅见有两种说法:一是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认定在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二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定于五风三年左右,即前55年左右。其他的文学史著作如游国恩编,如中国社科院编,如章培恒编,如郭豫衡编等都曰“生卒年不详”,有的把它忽略过去。笔者认为王…     

选择与规制:诉因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分析

诉因(Count),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据以提出诉讼的原因,〔1〕它是随法典式诉答程序的产生而产生的。1848年纽约州通过《民事诉讼法典》形成法典式诉答程序,这部法典废除了既存的各种诉讼形式,强制规定“仅存在一种诉讼形式”,即起诉状仅包含“构成诉讼原因的事实陈述”即可,而     

郭尔罗斯后旗沿革考

郭尔罗斯后旗,今肇源县的旧称,清代外藩蒙古科尔沁十旗之一。 郭尔罗斯后旗地为蒙古人所占有始于金代末期。据《蒙古源流》记载:“泰和二年(1202年),太祖(成吉思汗)四十一岁用兵郭尔罗斯,郭尔罗斯之纳琳汗率二十万郭尔罗斯前来迎战于克哩业库卜克尔地方,彼时有哈萨尔诺延(哈布图哈萨尔)等四人进战,生擒纳琳汗逐据郭尔罗斯之众。”贞祐二年(1214年)成吉思汗(53岁)再征契丹地,哈布图哈萨尔为左手军,先后攻占了大宁城(今北京)和沿海诸城。降占了辽东的女真夫哈纳、松嘎乌拉(第二松花江)、纳兀(嫩江)、逆讨吾儿河(洮儿河)等大片土地。《金史·列传》讫石烈德条中,对这次进攻郭尔罗斯境内肇州城的战役有详细记载。郭尔罗斯虽然在金代末期划入了元朝的版图中,并且在     

美岱召遗存之我见

美岱召是一座"城寺"结合的寺院。明代蒙古土默特部首领、成吉思汗第17代孙阿勒坦汗(俺答)曾在此居住,经历了蒙明战争、"隆庆和议"、"俺答封贡",以及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释“飞鸟之所解其羽”

<正> 战国秦汉时期,曾把遥远的北方看作是“飞鸟之所解其羽”、“群鸟之所解羽”的地方,见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山海经》等书,《淮南子》也有类似的记载。为什么鸟类要到这种苦寒的荒野来“解羽”,以至“积羽千里”,使得某些旷原、流沙、大泽、高山以此命名?这既找不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也找不到文献记载、神话传说方面的说明,应该说是一个待解之谜。关于这个地点,文献记载也说得很恍惚。《竹书纪年》说周“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穆天子传》郭璞注引),指的是沙漠地带;(《穆天子传》中,确有这个地点,说在“西王母之邦”的北面,“千有九百里”是片“旷(郭璞注引作广)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乃于此     

赵明诚、李清照与傅自得关系小考

傅自得字安道,生平与南宋初某些政治社会重大事件有涉,《宋史翼》卷十二有传。其生平事迹之详载,莫过于朱熹为其所写的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八)。近得见傅自得撰文、其弟傅自修书写的《先太夫人墓志》,即傅氏兄弟为其母撰写的墓志铭,从中可进一步考查出傅自得的家世及生年。《先太夫人墓志》记:“先太夫人姓赵氏,崇宁宰相清宪公挺之之幼女,年十九归先待制府君。”《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李格非传》云:格非之“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由此并参考诸人生活的年代可见,傅自得乃赵明诚,李清照的外甥。由于傅自得的父亲傅察早在宣和末年抗金殉国,其母亲“携诸孤南度(渡)”,从今存诸多地方史料中,未见与赵明诚、李清照有什么联系。《先太夫人墓志》还可补《宋史》卷四百四十六《傅察传》有关婚姻问题记载之不足。其传文中说,傅察中进士时,蔡京“在相位,闻其名,遣子鯈往见,将妻以女,拒弗答”。赵挺之与蔡京是政敌,《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云;挺之“既相,与京争权,屡陈其奸恶,且请去位避之”。对于蔡京“将妻以女”,傅察“拒弗答”,而娶赵氏女为妻,我们可透过联姻关系,窥见政治斗争之一斑。     

民国三年: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转折点

民国三年(1914)提出的以发展地区经济为目的在归化城开辟商埠区的策略虽因社会动荡未能实现最初的构想,但绘制的“归化城开辟商埠图”中对呼和浩特城市道路体系的规划却为后期城市形态的演变勾勒出了清晰轮廓.呼和浩特城市形态在这一轮廓的限定下,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向着适合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民国三年是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