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主义的自我超越 --论政治生态文化的建构

以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为标的看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要求,就不仅仅满足于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和相应的公民认同,更进一步,它对政治体系提出了超越政治本位主义的要求,旨在要求政治体系之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制定和实施,以更宏远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目标,因而它就超越了政治本位、集团本位和阶级本位,也就不再是政治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工具主义的政治文化。再进一步,当着这种政治文化不仅以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旨归,而且执著于政治、社会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生态联动时,痴迷于社会进步、人类福利与自然环境的荣辱与共时,这种政治文化的境界就更上层楼、更为高远了,它就升华为一种政治生态文化了。     

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政治思维——生态政治学

一、独具特色的生态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是西方80年代以来兴起的绿色运动的产物,并且由绿党组织所创立和倡导,因而被称为“绿色政治学”。同时,其学说体系中不仅强调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呼吁人类以理性选择排除暴力和战争,因而又有“和平政治学”之称。生态政治学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论,针对人类面临的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危机状态为主的各种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寻求战略层次的根本性、长远性解决。其区别于一般政策研究和生态科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从根本上促进人类思维的变革,并认为应当从政治上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人类面临的问题是迫切而严峻的,而生态政治学成了危机和困境的“代言人”,并以这种姿态提出重新审视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长期形成的传统思维,     

试论生态美学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

生态美学在美学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突破就在于从“人类中心主义”过渡到“生态中心主义”。学术界对于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看法分歧甚大,有人批判其为“反人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生态中心主义”中的“生态平等”是人与万物在“生命环链”之中的相对平等,而不是绝对平等。因此,它实质上是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充分尊重与保护,是一种更具普适性的人道主义,所以,它不是“反人类”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对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当代存在论美学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美学观的提出。     

为政治奠基：论法家的政治形上学

法家政治形上学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由《管子》应然的政治形上学向《韩非子》实然的政治形上学发展,其实质就是由关注政治伦理的视角转向关注人类政治实然形态的视角。法家以道与天地万物的形上秩序为依据,构建一种以君道为核心,以君、臣、民为结构的政治秩序,涉及“一”与“多”、“常”与“变”、“显”与“隐”、“无弃”与“干涉”等人类政治的根本困境。《管子》以道与天道之价值来统摄政治,对恶的或非仁义的手段持否定态度;而《韩非子》则以道理论之存有原理为依据,主张圣人以“缘理”和“取情实”来指导实际的政治生活,黑白、善恶皆蕴涵于其中。人类政治既有存有层面的客观事实及其必然道理,又有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道德原则,是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韩非子真正从政治形上学的角度为人类政治奠基并指出了人类政治的实质。     

生态文明视野的形成

生态文明是在“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下,在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上形成的“重叠共识”;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新兴治理理论蕴含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生态文明视阈中的和谐社会建构

在生态文明视阈中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打破“人类中心主义”与“科技理性主义”价值观、有效规避“有组织风险”、实现以生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式,是一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生态民主政治、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的全球性社会;“发展”、“良序”与“正义”作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原则,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建构原则。     

生态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思考——兼论现代社会的“绿色劳动”

本论文基于人们对人类的发展前途、人与资源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阐述了人类社会的“适度人口”思潮及其发展,指出人类经济活动对自身生存环境不自觉与自觉的破坏,如追求用居住舒适造成的“水泥丛林”和最多的“火炉”城市。就此,作者提出这种生产与生活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是一种“外部效应”,其导致的“外部不经济”损失巨大,应当关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以建设生态社会。进而,作者还对具有社会生态意义的绿色劳动、国际组织倡导的“体面劳动”和具有绿色劳动特征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人力资源管理”范畴进行了阐述。     

《老子》中的生态伦理学资源

先秦道家思想中《老子》以独特的视角思考“天人”关系,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思想,是人们思考和解决人类生态问题的思想文化资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把握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 “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 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 及“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为此,必须体悟既非自然中心主义,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以自然而 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     

人类生存发展方式与生态安全

“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是人类生存发展方式中的误区。“生态安全”不但是国家的国防、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而且与地球村的未来休戚相关。广义生命伦理学是处理地球村圈层关系上的思维和行为规范的新视野。     

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

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把“科学”置于经济运作的中心位置,是对传统工业经济以“资本”或者“权力”为中心的一种扬弃,这两种新的发展观都要求运用创新手段解决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生态经济和知识经济要求社会主义,要求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互补。     

论张载哲学思想对当代生态问题的解释力

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尤其在人类中心主义的鼓动下,我们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严重地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论述天人关系的观点汗牛充栋,张载哲学独树一帜,为我们当代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启示。他首先创立了完善缜密的以气为内容的宇宙论,天人合于一气;人是气的聚合物,人性中体现了天性,人有“继善成性”、“以仁体物”的主体性特征;人和万物都生于自然,是自然的儿女,因此提出了“乾父坤母”、“民胞物与”的伦理思想,因而对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     

生态文化价值取向的法律视角

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把以当代人眼前利益为中心的“秩序、公平、自由”作为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 ,在人与生态自然关系上所体现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助长了人类无限度掠夺生态自然的种种弊端。应根据可持续发展时代的要求 ,以“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为中心作为生态文化价值观念取代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生态文化价值观念的法律价值取向应由人与人的社会秩序向人与自然的生态秩序扩展 ,由对个人价值的承认向对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承认拓展     

论激进生态政治的依靠主体——安德鲁·多布森生态政治理论解读

激进生态政治要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以构建自然与社会平衡的绿色社会。此变革的依靠主体为何？英国生态政治学者安德鲁·多布森在其《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依此对普世主义、中产阶级、“新社会运动”、“新无产阶级”和女性等几个潜在主体进行了分析,最终得出激进生态政治专注寻求特定依靠主体的必要性和此任务之艰巨性的结论。     

新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体系构建:一个比较的框架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发展面临全新的格局。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非但无法解释西方自身的政治困境,而且面临着在价值输出地受挫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冲击。对中西政治发展研究的比较发现,西方学者高擎西式自由主义大旗,拒斥非西式政治发展模式;中国学者则多基于“以人为本”的实绩导向,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结构化的解释,从国家治理能力、实质民主和政党中心主义三个维度阐释政治发展。面向人类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学界应构建呼应全球秩序重组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打通“历史溯本求源——现实问题导向——未来人类共同体”全环节,转向广阔的全球政治比较、长周期政治比较,提出超越历史片段和国别经验的政治发展方法论,供给“差异有别又有共同”的政治发展概念和范式。     

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科技立法的生态价值

以科技自由和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科技立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双重挑战,“生态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和科技中立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为现代科技立法导入生态价值取向提供了哲学基础.     

环境生态与政治生态——《政治生态论》评介

生态问题是当今人类所共同面临和关注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政府组织和专家学者,无不对地球环境生态的日益恶化作出了强烈反映,表现在政治层面,就是生态问题被纳入到政治的视野和范畴体系中,许多政治学者以强烈的热情和责任感开始了对生态政治问题的理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民主意蕴及其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从三个方面回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民主之问”: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乱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世界现代化中着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民主赤字”问题;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成就将“民主向何处去”从所谓的“民主改造”的歧路中解放出来,“三大倡议”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安全的国际环境和更加多元有效的交流平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主实践是一以贯之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新发展、新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着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人民对美好环境的需求为出发点，让人民群众享受生态幸福，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建设生态文明，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坚持了唯物辩证的普遍联系观；提出“生态生产力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提出“绿色科技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提出“环境民生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出“严密制度保障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运用实事求是分析方法建设美丽中国、运用战略思维方法谋求人类永续发展、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破解生态发展难题、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找到解决生态难题的最佳方案、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思考人类生态文明发展规律、运用底线思维方法维护生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