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新媒体急剧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况下,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或者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者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且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人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刃剑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转换。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美国模式之公众史学在中国是否可行——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建构

自20世纪70年代起,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充满活力的学科和积极的社会运动,其最核心的理念是共享历史话语权。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未创建一套构架完整、学理清晰的公众史学理论框架。藉于对美国公众史学的分析,可以探讨这一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作为新兴的史学领域,公众史学在中国发展既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更需要搭建适合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的概念体系、学科框架及与之相应的教学模式。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从德国范式看公众史学争议的起因、进程与影响

公众史学争议是围绕在公众史学的内容、表现或影响方面且具有公共性的史学争议。20世纪德国重大公众史学争议的历史表明:它往往牵涉到重大的历史认知问题,关系到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它常常借助公共媒体,直接而迅速地引发一场从感性到理性的舆论交锋;它既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又反过来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文化发展风向标,拥有着不可小觑的政治影响力。正因如此,认识与分析公众史学争议的起因、进程和影响,应该成为公众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在中国史学上、史家作为社会一员而与社会的关系、史学作为历史进程的反映而与客观历史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很复杂的.我们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打开中国史学宝库丰富宝藏的钥匙.本文将按照这样的思考程序来阐述对于上述有关问题的认识,这就是:史家的社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它们的这种联系,并不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相互矛盾的因素而有根本上的改变.同时,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联系,“以至于可以这样认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论章学诚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在18世纪的中国史家中,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全面总结,达到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章学诚还深入考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历代学术思潮以及史籍文化的演变,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在历史理论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就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史家对历史理解得越深刻,能够上升到历史理论的层次,那么,对史学认识得也就越透彻,能够形成丰富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因,共同促进中国史学之理论水平的提高。     

谁拥有过去——兼谈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史学在西方一些国家取得了长足发展。法国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大众记忆、公众史学、应用史学等概念,近年来又多提对过去的运用、对历史的运用,尤其是在"记忆、遗产、认同"三部曲中体现历史的政治用途。这种将历史和社会结合或者说强调历史的社会职能的做法,是法国史学的传统内容之一,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近四十年来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与一些因素相关,例如1968年以来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历史教育的"危机"。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大量的"历史记忆"作品,以及创伤的视觉化则是公众史学的重要表现。公众史学和学院史学共享权威,然而在目标读者、写作原则和信息选择等方面各自存在不同的着力点。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析论

抗战时期延安和重庆两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规模与研究群体.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通史、古史分期、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等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体系和话语系统.两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不同的风格与特点,共同壮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的声势,在中国史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一个史学流派,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审美:史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虽然在史学理论的探讨中,审美与史学的关系不大为史家论及,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人们只要对史学认识客体、服务读者和建构自身的学术目的作稍为深入一点的分析,就会发现,审美对于史学,实是一根本性的学术问题.     

史论是现代史学的灵魂

20世纪是历史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巨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个世纪中,一方面,人们的历史视界急剧地扩大了,另一方面,先进的史家们更已掌握和运用了愈来愈多的比较科学和合理的理论与方法,从而使他们的史论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史学发生了从印象主义的经验史学到理性主义的科学史学的重大转变.在这场深刻的史学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同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自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入中国史学界以后,一种以史论为灵魂的新史学中国的现代史学更已愈益成为了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强势潮流这同20世纪世界史学革命的基本方向无疑是完全一致的.     

历史图像的真确建构与理性阐释--以林国章著《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895-1945)》为例

本文秉持史学研究者应当关心社会,参与历史的观点,结合《民族主义与台湾抗日运动(1895-1945)》一书的成绩,表达了真确建构、理性阐释历史图像的意义.     

历史学与新媒体:数字史学刍议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的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20世纪前半期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科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历史学领域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形成、并发展了有自身特色的史料学.但是这种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被学者忽视,甚者当时很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定义为不讲求史料,只会生搬硬套地运用理论的一种学说.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和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发展和特点方光华中国古代史学从史官制度中产生，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但古代史学哲学的形成，则是由孔子修《春秋》开端的。孔子认为历史是人群活动的陈迹（＂其事则齐桓晋文＂），而史学则是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记述中的体现（＂其义则丘窃取...     

“重写历史”刍议

此文认为历史学是史实的客观性和史家的主观表述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所有的史学成果都带有主观性，相对性，没有一种历史学是终极的历史认识，历史被不断地重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在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史学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从沿续几十年的历史学“定本”中找不到他们所关怀的问题的答案。史家应顺应时代的需要，承担起“重写历史”的使命回应社会转型对史学改革的呼唤。重写历史的关键是重构历史理论，重新审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用新的历史观念编写新的历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