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研究

在清末“新政”“兴学”和川边“改土归流”的大背景下,川边当局设立关外学务局和劝学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划分学区,“强迫”当地藏族子弟入学,注重普及初等教育,重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拨付较为充足的教育经费,采取结合当地特点的教学课程及课本等措施,使川边藏区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有所发展.清末川边藏区近代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及其原因,存在的问题,则可为今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之借鉴.     

清末赵尔丰川边兴学之反思

清朝末年,赵尔丰在川边实行兴学、屯垦、开矿等新政,前后7年时间。其在川边的兴学“汉化”措施多被后世治边者和研究者所诟病。本文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考察这一段历史,认为赵尔丰的川边兴学实际上是建立在更高一层的国家意识,而非简单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赵所采取的排佛尊儒措施,也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而非简单的文化偏见。相反,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与乡土结合的兴学办法,更表明了赵尔丰川边兴学之目的并非民族同化,而是力图把现代教育在当时条件下向康藏地区延伸。     

论近代川边治理与国防安全：从赵尔丰到刘文辉

风云激荡的近代“川边”,历任主政者的川边治理成效殊异：赵尔丰籍“平康三策”,锐意进取,开拓出广阔的川边境域,成功践行“固川保藏”方略。尹昌衡藉个人英雄主义维持短暂的绚烂;其后走马灯式的镇守使无法掌控川边局势,失地溃败;颇具政治韬略的刘文辉,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稳固川边,促使西康成功建省。34年的川边治理为现代西南边疆治理留下了鲜活的经验教训,川滇藏结合部需要新的边疆治理统筹。     

藏学家任乃强、佟锦华教授逝世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藏学家、四川大学教授、四川社科院特约研究员任乃强先生因病于1989年3月30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6岁。任乃强先生是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任先生即开始了对康巴藏区的研究。1929年,他亲赴川边考察,遍历川边藏区各县,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撰成《西康图经》,被学术界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四十年代,任先生为撰修第一部《西康省     

赵尔丰及其巴塘经营

提及赵尔丰,清末民初大凡川省或是川边藏区的人,无不知晓其人。早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赵尔丰出任四川叙永厅永宁道台时,曾因残杀古蔺县无辜三千余人,从此“赵屠户”的浑名蜚声遐迩。无独有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川边巴塘县的藏族人民高举反清斗争的义旗,旋被出任建昌道的赵尔丰血腥镇压,剿杀藏民数百人。是     

清朝经营川、藏与达赖出逃

一英国侵略西藏 ,其最终目的正如荣赫鹏于 1 90 3年给英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言 :除占领西藏以北阻挡沙俄南侵 ,以免危及印度外 ,还可以策应英国在四川的经营 ,使英国势力从东到西联成一片。① 可见英国侵略西藏是以此地作为阶梯进窥我国四川等地 ,妄图霸占我国西南地区。鉴此 ,清朝为巩固西藏边防 ,防止英国侵略势力的扩张 ,命张荫棠赴藏整顿藏务 ,同时令其务须经营川边 (西康未建省前 ,名曰川边 )和四川各土司之地。川边地区清朝先未派官员经营 ,而由该地之土司、呼图克图及由西藏所派遣之官员分别管理。巴塘为土司所辖 ,如驻藏大臣有泰于…     

浅谈抗战时期的湘西“边民教育”

<正> 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统治中心内迁重庆,促成了湘西民族地区的特殊地位,从而在湘西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反映在教育上,“边民教育”就是当时出现的独具特色的教育形式,在整个湘西教育史上只有特殊地位。“边民教育”的出现,最早可推“民国23年(1934),桂省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以边教为特种教育的范围,为边民边教的开始”。①次年,即“民国24年(1935)湖南省有发展苗夷文化经济建设计划书,关于边民教育方成12项”。②即湖南国民党政府以政策法令的方式,把“边教”这种形式在湖南确定下来。民国26年(1937)抗战全面     

双语教育:清末川边藏区兴学之关键——兼谈清末川边藏区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川边藏区进行了以改土归流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语言问题,因此,藏汉双语教育成了改革的重要内容。当时双语教育的主要模式有:师资培养模式和普及教育模式。事实表明,两种模式是川边兴学的关键,对目前藏区的双语教育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近代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与川边社会——以《教务杂志》史料为中心的介绍探讨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叶长青(James.Huston Edgar,1872～1936年)是清末民国时期川边传教布道的重要人物,著述颇丰,在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等方面有一定建树.他还对川边嘉绒藏族和白石崇拜宗教信仰进行过考察.经研究考证,他的中文名字为叶长青,国籍为澳大利亚.从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中华归主>第四章第五节"川边"内容的出处来源看,编辑存在有疏漏不当之处.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机制研究

经过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川边土司政治影响力逐渐式微,在民国时期逐渐向地方乡绅转变.此间,川边土司一方面依然依靠传统的藏传佛教力量维护其在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则与藏传佛教寺院因各种利益关系产生矛盾.民国时期川边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之间冲突体现在“大白事件”和“朱倭土司与灵寿寺械斗”事件,调节这一时期川边土司和辖区外相互没有政教隶属关系的藏传佛教寺院的矛盾,倚重于国民政府以政治调处结合军事威慑的调处机制化解双方矛盾.国民政府对双方矛盾调处的掌控力不断加强,成为民国时期土司与藏传佛教寺院矛盾调处的主导力量.     

西康建省前后川康绰斯甲隶属问题纠纷试探

文章介绍了西康省成立前后(1936—1941),四川、西康两地围绕着绰斯甲土司的"隶属"问题进行的迁延数年的论争。最初表现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反对四川省政府将绰斯甲并入四川省靖化县,实则为刘湘与刘文辉两地方实力派对绰斯甲金矿的争夺。随着1938年春刘湘病逝,四川的"中央化"以及抗战背景下大后方建设的需求,川康双方始就绰斯甲属康达成共识。但绰斯甲地方土司头人却不予认可,而在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下,坚称属川而不属康,加之四川部分地方官员也仍未放弃对绰斯甲一地的争取,使得绰斯甲的归属之争进一步迁延。后在保留其土司制度以及既有优待的基础上,绰斯甲土司终于在1941年名义上隶属西康。文章认为,川康之间的绰斯甲隶属之争,表面上为政区调整之争,实则为民族国家背景下,地方实力派借助中央政治势力的多重博弈,由于是民族地区,地方实力派主张是否可行,还需要关照到当地势力的政治利益。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史料评介

民国四川藏族档案,主要是指民国时期形成的反映四人藏区藏民族活动及藏族事务的历史档案,相对集中于四川省档案馆和甘孜、阿坝两州档案馆。不同载体的汉藏文档案史料,上起民国元年（1912年）,下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内容可大致分为政务类、经济类、军事类、司法治安类、民族类、宗教类、文化教育类、涉外事务类等,多侧面展示了民国川西北藏区和康区（川边地区）的历史概貌。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清末川边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密切相关。清政府在川边进行改革,既是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是为了解决川边存在的问题。从进程上说,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内容上讲,它包括政治上改土归流,建置府县;经济上鼓励垦荒,兴办厂（场）矿;交通上修筑道路,办理邮政;文教卫生上创办学堂,设立官药局,改革旧的风习等。这一切有利于川边地区的杜会进步。     

试论西藏地方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赵尔丰

川边藏区历来与西藏关系密切,可以说是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新政"改革中,清政府为了实现"固川保藏"的目的,派赵尔丰在川边藏区实行了包括近代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在这场被称为"改土归流"的近代改革中,赵尔丰顺应全国废除科举、广兴学校的历史潮流,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近代教育改革,通过采取广办学堂、劝谕藏民子弟入学等措施,普及了文化,推动了川边藏区和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兴起,对安边御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张荫棠、联豫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凤全事件”之我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这次改流,是以“凤全事件”为导火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面展开的。因此,深入研究“凤全事件”这一课题,不但对研究“改土归流”的历史作用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论述颇多,使我受益非浅,可又觉得一些“定论”实不敢苛同,确有待商榷之处。本文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些浅见,以求教正。     

春风化雨润无声——芷江民族教育综览

(一)素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称的芷江县在历史上,曾经是湘西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1913年,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毕业于此;抗日战时期,芷江一度成为大后方的军事重镇,人口激增,学校云集,兴盛一时;到民国末期,由于战乱不休,民不聊生,芷江教育事业逐渐衰落。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芷江民族教育再次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艰难曲折疑无路,改革开放满园春”,有人这样形容芷江教育坎坷的发展历程。的确如此,几十年的风雨之后,芷江灿烂的民族教育之花正以一种怒放的姿态沐浴在明媚的春光里。“百年大计,教…     

清末屯垦政策在川边藏区的实施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文章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为切入点,利用大量历史文献及档案资料,分析了清末中央政府在川边藏区实行的屯垦政策。根据分析,认为此次屯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边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限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清政府对此次屯垦活动持较为理性的态度,开垦力度有限,使之总体上未超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述论

近代外国人留下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状况的实地考察资料和文著,翔实甚至“琐碎”地记载了大量关于川边社会经济、宗教、民俗、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资料。本文结合相关中外文献资料,主要从茶叶贸易、货币问题、乌拉制、社会经济生活四个方面,梳理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川边社会经济状况。近代外国人涌入川边,其主要的战略目标不外乎入藏与打通印缅一扬子江流域,同时,这一战略还源于经济上的考量。因此,近代入川边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无论在知识探索、地理考察、社会经济考察等方面,其背后无不充斥着其各自国家利益的角逐。对近代到川边实地游历的外国人著述加以考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战略轨迹”,以及川边社会经济生活从汉区到“边地”过渡之特点。     

试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是继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后又一大规模改流运动。但它的改革范围,则超过了历次改土归流。即不单是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对于与土司制度相适应的封建农奴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这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是藏族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拟就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经营川边的最初措施与改土归流经过,改革内容和改流后的设施,以及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加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