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新实践

自人类学在中国恢复学科建设以来,“本土化”问题一直是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时间中,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有了新的实践,在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思考、理论的探索、应用的扩展、研究区域深化等方面都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人类学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依然面临着学科地位、学科教育、社会功用、研究从业人员等方面的困境.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是在老一代中外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在本土学者研究实践下退步建构起来的.在秉承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传统的同时,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扩大了研究范围和学科关怀对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较多问题,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回顾与反思: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梳理已掌握的国内外相关文献,从学科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发展层面探讨了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础,指出当前西方政治人类学主要关注非西方社会政治制度、非西方社会中公民"身份认同"、现代政治组织、特殊群体和信息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等。政治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随着引介与吸收推广西方理论方法以及中国的学术实践而得以开展。深度交流困难、应用性不足和理论创新欠缺等是当前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人类学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叙事

叙事从研究客体的"讲故事"以及研究主体的"写故事"两个维度介入人类学和民族学.在人类学和民族学发展所经历的古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中,其叙事范式依次呈现为突出文学性、突出科学性和突出诗性的特点,并可以在文本的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国本土化进程中,民族志乡土叙事由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引领出两种不同的叙事范式,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乡叙事的跨媒介转向后,演变成关注科学诉求和关注伦理诉求两种叙事类型.     

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

同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不尽相同,日本突出的是集团的概念,而中国更为突出家族主义,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凝聚的核心。西方很多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未必一定适合东亚社会,与同质化、一体化、一元化相比,人类学更强调地方化、本土化、异质化。     

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三十年:1978～2008

相对于传统法学来说,法律人类学作为人类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而且提供了别具一格、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径.本文基于对30年来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和文献梳理,结合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现状,探讨国际法律人类学的前沿研究的结合点.本文重点关注我国法律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的进展,深入分析目前我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势.     

人类学家园研究述评

家园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经典主题。本文对人类学视野中的家园研究进行梳理和整合,呈现了家园的多层意涵及其在人类学语境下的不同主题,分析了人类学家园研究的不同路径,指出家园视角超越了文化和地域的传统分化,打破了长期占据中国社会支配地位的城乡二元对立观念,是理解全球化和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     

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

传统人类学研究习惯针对现存的“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进行研究。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以及研究领域的扩大,对于复杂文明的研究,尤其是面对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人类学研究如何继续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一挑战,人类学在复杂社会研究中诞生了一些重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既有西方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实践后的总结提升,又有基于中国传统研究理路进行的方法创新,还有数字时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新探讨。以历史人类学、多点民族志、快速评估法、互联网人类学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复杂社会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新进展,有力回应了人类学田野方法能否胜任复杂社会研究这一问题的诸多质疑,促进了人类学与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时代要求的互相适应。人类学对于复杂社会的研究是完全可能、可行与必要的。     

人类学本体论:从文化、社会到人性、主观--主体观照--人类学本体研究之一

本文通过讨论人类学由社会文化本体到人性本体的研究转向,民族志诗学和政治性所包涵的建构的真实与表述的解构,以及中国“不浪费”的人类学对人类学诗学的实践,阐释了作者关于人类学应基于人性观照的人本研究的主张。     

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

农民社会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乃是现代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重心之一.整体上来讲,乡土中国人类学研究可区分为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汉人家庭家族制度、农民的心态、信仰与认同、回访等五大研究视角,形成了关于农民社会变化变迁的平衡论、新平衡论、盛衰循环论等几种理论解释.但由于长时期以来对农民文化的"落后"定位,导致对农民文化的无情肢解,相应,在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学家也应站好自己的立场,以有效关注农民社会.     

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

如何从事人类学研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民族志田野工作点的样本选择、民族 志文本、本土实践与学术对话以及人类学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作者认为, 人类学再研究取向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新范式。     

范式与超越: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

通过对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民族志方法、市场体系理论、民间宗教等范式的反思,结合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应用性,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如将人类学的社会意义培育于公共空间之中,关注人类学的宇宙观等,并就田野工作的方法、经验及研究选题进行了讨论.     

现代日本人类学的转型和发展

本文首先对日本人类学的早期发展,特别是对日本的殖民主义人类学做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围绕战后日本人类学的反思和转型,介绍和讨论了日本现代人类学的海外调查与异文化研究、对异文化与自文化研究的反思、移民与越境的人类学以及现代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等,并对全球化背景下日本人类学的学术转型、问题意识和学科建设等问题做了梳理。现代日本人类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人类学的海外社会研究形成呼应,并对周边国家人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越南本土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趋势

本文旨在介绍和评述越南本土人类学的发展与特点,并以观察人类学这一西方学科在越南的本土化历程,增进对越南社会的认识.作者通过探讨族群、乡村、社会发展与城市化、生态环境等四大研究主题,来回顾越南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厘清越南本土人类学的发展简史.同时,揭示出越南学界在新世纪面对复杂的全球政治、文明格局时研究旨趣的转向.越南本土人类学的特点还在于,其基于地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研究在拉近地方与国家的距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穆斯林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以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记录、体验、观察、分析当前中国城市穆斯林社的真实生活,将传统上对教的关注,转向对城市穆斯林社区、发展、人口迁移、中外移民、婚姻家庭、文化教育、弱势和边缘人口、归信穆斯林、穆斯林女性等社会生活层面的关注,能够丰富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角.     

社会责任与在非中国农业企业本土化策略分析——对坦桑尼亚某中资农场的工商人类学研究

本土化是中国农业企业在非经营的必经阶段,而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推动这一进程.中国农业企业在非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体现为创造就业,拉升经济,参与非洲当地社会公共事业,承担援助项目和传播农业技术.坦桑尼亚一中资农场的工商人类学研究表明:对内网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本及管理的本土化,对价值链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营销的本土化,对非价值链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公共关系及资源获取的本土化.究其根本,该中资农场将企业的关系文化与社会责任有机地结合,改善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而利益相关者作为企业的代理人推动了企业的本土化.     

人类学与国学——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四十一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离不开国学,国学研究的深入同样也离不开人类学的视角,作为人类学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将这两门学问结合起来,以最大地发挥其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的作用.人类学不能局限在只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上,也应该关注主流社会,加强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应用性,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路径模式:解读相际经营原理

在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杨庭硕教授提出了“相际经营”的理论模式,该模式在将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同时为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所谓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的路径,就是应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施政措施,并从理论上升华.杨庭项教授有关相际经营原理的著述,正是这一路径的真实写照.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相际经营原理模式中的中国经济人类学本土化路径模式及特色,进行梳理和讨论.     

昨天和今天:生态人类学在中国

生态人类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30多年。然而,其时间跨度大致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近,但其本土化的进程和被国人所接受的事实却远远滞后于改革开放。为此,本文力图揭示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所遭逢过的困难与曲折,以及今后我们如何克服各种障碍,为中国生态人类学赢得发展空间,更进一步推动生态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人类学。使其在治理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问题上提供新的理论指导、资料储备和方法借鉴。     

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费孝通社会人类学思想述评

在费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其学术研究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然其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笔下,微视研究和巨视研究一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管是和先生一起随行调查还是品读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我常常感到先生的社会人类学思想在两者间应用得游刃有余,并不时地产生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作为一门产生于西方社会的人类学,对于东方人类学者而言,能自如地把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得以本土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一问题直到今天仍在困扰着众多的东亚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而费先生的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他非常出色地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他对于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成为非西方学者研究本土社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