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文经》辞赋作品对赋体文学的继承与新变

清代在江山一统的背景下,八旗中的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学习汉文化,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八旗文经》中的辞赋作品继承了前代辞赋写作的传统,比如对骚体赋文体特征、铺陈排比的写作手法、骈偶对仗的句式、华丽堆砌的辞藻等等。同时,也能看到辞赋在八旗作家笔下的新面貌,主要表现在讽喻主题弱化、突出的写实手法、语言词汇的丰富以及主客问答形式的消失。     

从《颜氏家训》与《观我生赋》看颜之推的史家意识

颜之推为梁末士人,历经四朝,其后期所著《颜氏家训》和《观我生赋》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出了很高的史学价值。颜之推在这两部著作中不仅以史笔对梁末时期后三国的历史作了某些方面的文学记载,而且时一些重大事件还予以反思,充分体现了颜之推的史家意识。     

元杂剧中赋体的运用——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

元杂剧的曲文在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等方面大量借鉴了抒情小赋的艺术形式;其戏剧结构、讲唱对话等则受到了俗赋的影响。同时,赋与戏剧所具有的诗性特征和共同的表达方式,又带有文化基因上的传承性和共通性。《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最早的元杂剧刊本,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元杂剧对赋体的运用和借鉴,以及俗文学在雅文学影响和渗透下的发展轨迹。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茶典籍翻译中的互文关联与模因传承——以《荈赋》与《茶经》的翻译为例

互文关联与语言模因的传承相辅相成。在两者的互动中,新的词语表达得以接受并被复制进新文本,促进了语言模因的生衍发展。源于同一语域的茶典籍具有超强的互文性,其共同主题使文本中很多模因呈现复合体状态,形成强势模因,其共核的外缘在不断扩展,展现出茶文化的内涵与发展。以晋代诗文《荈赋》的翻译为例,探讨了如何通过追溯唐朝《茶经》中所包含的互文线索,使《荈赋》译文与茶文化模因“共核”保持一致连贯,同时以适当调整其翻译的“外缘”,使模因在英译本这一新宿体中与时俱进,致力于让传统茶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说文》释义考释举隅——以出土文献为依据

运用出土简帛文献校证《说文》字义7例。有的是校证今本《说文》讹误者,有的是证明后代学者以为《说文》误而实际不误者。此外,运用出土简帛文献印证《说文》收字不误者15例。《说文》中有些字传世文献没有用例或用例晚出,无法证实这些字是汉代及汉以前的用字还是后人妄加。新出简帛文献可以提供用例证明《说文》收字释义不误。     

试论《文选》赋体的分类原则

《文选》选赋、诗,按所选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二级分类,其中赋体厘为十五类。对赋进行分类并非萧统自创,而是受前代人的启发和影响。在赋的十五类目中,萧统将"京都"列于类首,"情"列于最末,既有自身文学思想的反映,又有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的影响。荀卿赋未被入类,原因在于其隐语类型和质朴风格不符合萧统"文"的要求。     

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以《上林赋》为比较对象

一般认为,扬雄的大赋创作多出于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延续与模仿,而实际上扬雄大赋的内部构成要素已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新变,扬雄的赋作已然成为西汉大赋的尾声。扬雄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在理论上为西汉大赋作了终结性批判,在他之后汉赋逐渐向言志小赋方向发展。本文在最后对扬雄得以成为汉赋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

敦煌p.4978《王道祭杨筠文》自1958年公诸于世,即受到海内外王梵志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均肯定它是辨明王梵志信有其人的珍贵资料,对弄清诗人之生平与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本文在爬梳中国古代俳谐文的源流和演进轨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它在摹袭祭文的体制形式同时,又赋予作品同文体要求毫不相干的滑稽嘲讽内容,遂而与所拟文体之应用目的实现了完全的隔离。故它绝不是一条史实材料,若拿来考订王梵志的生平、时代,就难免会进入与探涉目标暌违的误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名与身孰亲?——从“贱名贵生”观解读阮籍《首阳山赋》

中国思想史上的“首阳”话题具有多元的阐释空间.在儒家语境中,伯夷、叔齐被作为正统君臣观念的维护者而受到褒扬,但珍视个体生存,轻视世俗声名.主张“贱名贵生”的道家则敏锐地感触到了其中潜存着的“名”与“生”之冲突,认为夷齐让国采薇、穷饿而死是求名害生的不智之举.汉晋之际,随着老庄思想的流播、现实政局的簸荡及门第观念的勃兴,“贱名贵生”观渐演人心,士人们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逐渐沿循了道家的思路.《首阳山赋》即是服膺老庄的阮籍援用“贱名贵生”观,对“首阳”话题进行的一次不拘限于传统儒家观念的重新演述.它有效地破解了阮籍在齐王曹芳被废事件中所遭遇的伦理困境,并促使他作出了顺适时局的政治选择.而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阮籍后期的命运升沉,也联动了陈留阮氏家族的族运转机.     

纪行赋中的道里信息——以沈炯《归魂赋》为例

作为一种纪实性的行旅书写,纪行赋天然地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材料。赋文既沿空间展开,一篇纪行赋就是一条具体的交通线路,这条线路上不仅有山形水文、州县郡国,还镶嵌着邮传亭驿、桥栈关津、田畴古迹,就连路况险易、城池兴衰等即时状态,亦在在可见。纪行赋又多喜就途经地的本地典故发挥议论,也就是说,它还提供多重时间维度中的地理信息。以上这些特点,使纪行赋与纯粹的“地理类”文献相比,别具一种史料价值。以沈炯《归魂赋》为例,可以看到具体交通线路在复杂历史情境下的使用情况。      

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双重价值——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和宁《西藏赋》、英和《卜魁城赋》及徐松《新疆赋》,作为清代边疆舆地赋的代表,不但是赋作精品,也向来被视为有重要价值的史地著作。但清代边疆舆地赋并不能与地方史志等量齐观,对其学术价值也不宜过分高估和评价。以赋记史,抒发的是一种溥天王土的自豪感。     

论《警幻仙姑赋》的赋学涵义——兼论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

曹雪芹《警幻仙姑赋》不仅单纯地建构了《红楼梦》的小说情节，而且蕴含着深刻的赋学意义。以赋学视角加以考察，从诸本中异文情况可探出该赋在曹雪芹手稿中的原貌。同时，联系清代赋史，也可探究曹雪芹的赋体创作倾向，并将其赋学理念归结为在“师楚”基础上“融古合今”。     

统论《文选》赋设目与编次——兼谈萧统的赋学观

《文选》将赋按照题材设为十五类目,即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其中每一类目的编排次序是固定的,这既反映出萧统明晰的辨体意识,更重要的亦是集中体现了他所持有的赋学观念。     

试论回鹘文《玄奘传》专有名词的翻译方式——以回鹘文第九、第十卷为例

本文所选专有名词是以Kahar Barat刊布的回鹘文《玄奘传》第九、十卷为基础,对回鹘文专有名词的翻译进行了分类,并将其与汉文本原文进行对照,探讨了回鹘文《玄奘传》的翻译方式.     

正统观的艺术呈现——三十二体篆书乾隆御制《盛京赋》论

乾隆八年高宗赴沈阳拜谒祖陵,作《盛京赋》。五年后,大臣汪由敦等倡议用新完善的满汉三十二体篆书缮写此赋。以篆体书赋,是乾隆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政治理想使然;是以礼治国,构建礼制统序的社会需要;是仰企雅颂,确立典范赋风与书风的艺术追求。众臣效法宋僧道肯大师以三十二篆体写《金刚经》之举,以篆体写《盛京赋》,将御制赋作经典化,以此体现他们对乾隆文治举措的拥戴,表露效忠之心。从三十二篆体书御制《盛京赋》中,可以看出清朝正统观的塑造与确立的进程。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