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调解制度的实证考察与完善路径——以京津冀地区律师调解工作实践为例

律师调解制度彰显了律师法律服务专业性与调解制度便捷性的优势特点,对于推动矛盾纠纷解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经由京津冀地区律师调解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律师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本质属性尚需明确、角色冲突亟需化解、调解协议效力保障尚不清晰以及配套制度仍需完善的实践困境。针对律师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明确律师调解制度本质属性、化解律师调解制度角色冲突、保障律师调解协议效力、完善律师调解配套机制。     

调解程序中的律师：功能定位及障碍消减

律师职业伦理以利他性为中心。调解程序中律师的使命则应致力于向当事人提供法律信息,以利于当事人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决定,促进当事人自治的实现。但律师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职业惯性有可能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障碍。因此,应该建立律师参与调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包括将法律援助引入调解程序、改革律师收费制度、建立相关费用的分散化机制等,以保障当事人接近律师的权利。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直接担任调解员和参与律师的和解制度等方式促进合意的纠纷解决。     

法律职业互动:现状、困境与出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为样本的分析

我国法官、检察官、律师之间的职业互动主要表现为法官、检察官向律师的流动,这使得我国法律职业之间的互动呈现出流向的逆向性、品质的不良性、机制的非职业性和非制度性.造成我国法律职业互动如此现状和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法官、检察官待遇上的低薪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缺失和法律职业之间在国家体制上的内外差别.鉴于此,提高我国法官、检察官薪金待遇,增强司法官的工作自主性,积极培育法律职业共同体,消除法律职业之间的体制壁垒,应是促进我国法律职业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论我国调解职业化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调解职业化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迎来了职业化发展的契机,但也面临着从业队伍不稳定、职业管理机制缺乏、经费保障不足、市场基础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应整体考虑三种调解类型的具体问题,从构建科学的职业管理体系、培育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提升职业权威与职业认同等方面寻找突破口。     

人民调解员进法院的社会学思考——对法院附设调解机构的分析与展望

受社会转型、非诉解纷功能弱化、诉讼费全面下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民调解工作室"之类的法院附设调解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挂牌.人民调解员进法院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社会责任.其中,社会变革包括解纷机构与人员的变化、解纷流程的变化.社会责任包括立法责任、司法责任、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因此,客观分析这一新生事物背后的社会原因,准确预断人民调解的适度司法化抑或司法调解的适度社会化趋向,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律师调解制度的实证考察与完善路径

律师调解制度彰显了律师法律服务专业性与调解制度便捷性的优势特点,对于推动矛盾纠纷解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经由京津冀地区律师调解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律师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本质属性尚需明确、角色冲突亟需化解、调解协议效力保障尚不清晰以及配套制度仍需完善的实践困境。针对律师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明确律师调解制度本质属性、化解律师调解制度角色冲突、保障律师调解协议效力、完善律师调解配套机制。     

试论我国海事行政调解的困境与出路

由于海上纠纷涉案标的大、专业性强、案情复杂、调查难度高等原因,目前,我国海事行政调解理论研究还处于十分薄弱的阶段,这严重制约了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壮大。针对这一现状,确立海事行政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合理平衡调解者权利与义务,提高调解者调解自觉性、积极性和规范性,正确引导行政相对人,采取合法合理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对更好地提高调解协议履行率、完善海事行政调解非常必要。     

律师伪证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一直面临着悖逆民心的困境,但其原因并非实体内容不公正,而是欠缺程序上的合理限制,由此导致它沦为检察机关实施职业报复的工具。将律师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前提,把取消会员资格的行业处分或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行政处罚作为刑事诉讼的实体性前提,并限制刑事侦查的调查范围,可以合理地限制检察机关的偏见和恣意,带领该规定走出当前的困境。     

民间调解的困境和出路探析

作为调解的一种重要形式,民间调解曾经在纠纷解决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我国进入“诉讼时代”后,民间调解受到压制和质疑,面临困境。然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诉讼已不堪重负,构建包括民间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意义重大。本文分析了造成当前民间调解困境的诸多原因,探索了社会转型期民间调解重构的路径与方法等,使其与诉讼方式相得益彰,以发挥民间调解应有的不容忽视的优势和作用。     

ADR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

我国的法院调解兼具司法与替代性解纷机制两种特征,从ADR的角度看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与其他非诉解纷机制一样具有相同的制度补充机能,也完全可以主动用来将正义因素吸收进法治体系中,并增加法治中的自治因素。在宏观结构上对于法院调解制度所作的正当性论证,还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切实地设计出可行的具体操作规范,在合意性和效益性之外,强调其差异性、科学化和自治性,以改善以往实践中的不利因素。     

论我国调解模式的变迁 ——以调解员在调解中的地位作用为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调解模式为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其基本特征为调解员的主动介入,主动调查纠纷事实并主动提供纠纷解决方案,调解员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基本结构为主体——客体关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法治社会的快速推进,在有限适用调解员主导型调解模式的基础上,有必要引入调解员辅助型调解模式,以便切实满足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论行政调解——以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为视角

与社会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相比较,作为行政解纷机制基本内核的行政调解具有便利、高效、经济等优势;正视行政调解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激活其化解社会矛盾之机能、加快行政调解立法之进程,不仅是中国行政改革应当考量的议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关照的课题。     

现代法院调解的价值分析

现代法院调解的主要价值为秩序、自由、正义和效率。秩序是法院调解的最高价值,通过法院调解其他价值的实现而实现;自由是法院调解的核心价值;法院调解在保障最低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注重实体公正;效率是法院调解优越于诉讼的根本点之一。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法院调解突出了秩序和效率价值。     

合作型司法及其权威 ———以法院调解实践为视角

考察一下法院调解发展可以发现,它经历了式微到再次被重视的过程。法院调解提出了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当事人主义＂上,即赋予当事人更完整的程序权利。民事司法程序的原被告双方具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平等的对抗性地位,与裁判者共同构成一个对抗制的三方审判模式。但法院调解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对抗型＂司法为唯一模式的思维框架。文章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解实践的解剖,深入分析调解这种合作型司法运行的动力、发生的方式及司法权威性构造的特点等,认为合作型司法模式反映了法治的民主性内涵,是和谐司法的文化表现。     

调解现代化运动：一种范式转换——以古代调解、法院审判为参照

调解现代化运动以原子主义“自治性商谈模式”为基本范式,与古代调解强调社会秩序与社群关系的整体主义模式形成鲜明对照,也与法院审判“他律性抗辩模式”迥然不同。就此而论,调解现代化运动是对古代调解与现代审判的一种扬弃,它构成了人类纠纷解决史上的一次范式转换。     

基层人民调解工作保障机制研究——以怀宁县为例

自2011年1月1日《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诉讼与仲裁,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调解制度,凭借着我国悠久的调解传统和低成本、高效率解决争议,日渐成为基层纠纷解决的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关卡。虽然在立法上有了一定的完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例如调解员经费保障、司法确认、没有完善的程序等等问题。通过对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发现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以及提出了一些建议,为以后的人民调解工作完善提供一些完善措施。     

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

法治的局限性、民事纠纷的复杂多样性、行政职能的广泛性等决定了行政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我国现行法规范关于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却不明确,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功能的发挥。从立法政策学的视角来看,行政调解效力制度的完善应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区分不同类型的行政调解,并赋之以不同的法律效力。属于自治型行政调解的,其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属于裁断型行政调解的,由行政调解机关制作的行政调解书一经当事人签收,即具有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