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社会和谐问题上的教训与启示

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一系列的不和谐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人的发展的不和谐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和谐。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是产生不和谐问题的体制根源,偏离社会主义本质与核心价值目标的理论以及落后的发展观念是产生不和谐问题的认识根源。苏联历届领导人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一是通过阶级斗争解决问题;二是通过改革促进社会和谐。但无论是阶级斗争的方式还是改革的方式都因未能根本解决苏联模式的体制性弊端,始终无法摆正人及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其他发展之间的位置而失败。反思苏联在社会和谐问题上的教训可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借鉴。     

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伤痕-反思文学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要潮流。它以个人记忆的方式书写了国族的艰难与创伤,开创了当代制度性反思和批判的先河,建立了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格局。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是这股思潮的发源地和最主要的推手,编辑群体的胆识与观念的转变,既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又走在时代的前面,自主性地探索文艺的发展,作家群体和文学编辑群体成为这段文学史的共同的创造者。     

对我国强奸罪立法的反思——以男性受害人为切入点

在现实社会中有成年女性或男性对男童或男性进行性侵犯的案例,对这些案例的规制,我国现行刑法尚无相关规定,出现了法律的真空。文章提出了我国刑法应该确立强奸罪中男性作为受害人的观点,并提出新的性交定义,以此扩大强奸罪的概念外延,同时提出了对其他有关性犯罪法规的修改建议。     

证人证言的形式问题反思——以庭审改革为切入点

如果从证人证言的特征和属性分析,证人证言的基本表现形式应当是口头证言.但是不难看到在我国,口头证言不仅在法律上的规定模棱两可,而且实践中因书面证言盛行而处境艰难.这种状况导致庭审方式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因此证人证言的形式亟待规范.从庭审改革角度入手,通过分析国外对于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言的普遍做法,主张应当在诉讼法或证据法中明确规定口证原则,并严格限制书面证言的运用.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以校园血案为教训反思维稳体制

维稳本应该是对民众不满和诉求的正视,这显然需要对民众利益表达的应有尊重。然而现实中,维稳恰恰有走向反面的趋势,甚至被简化成了对矛盾和问题的压制和掩盖,若把民众的正当合法利益诉求视作导致不稳定的源泉,把疏导变成了打击和封堵时,维稳就会误入歧途,越维稳越不稳也就在所难免。对其改革可以从建立有限政府、重塑民意表达机制、建立科学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和建设一个权力、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等几方面着手。     

营利法人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内涵与裁判功能——以研究路径的反思为切入点阐释《民法总则》第86条

营利法人社会责任条款的法律适用一直存在重大困难,而导致适用困难的首要原因在于无法明晰该条款中的"社会责任"的法律内涵,进而无法明确该条款的裁判功能.该条款中的社会责任的法律内涵应取决于其所欲达到的规范目的,即对营利法人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行为进行兜底的司法规制.在将被频繁用于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内涵研究的三大理论:公司金字...     

理性的反思——以《俄狄浦斯王》为例

索福克勒斯创作《俄狄浦斯王》的时期,正是雅典“黄金时期”.伴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建立,理性精神渐渐渗透进雅典公民生活之中.俄狄浦斯凭借自己的智慧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这是主人公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的彰显.然而非理性的激情与欲望在无意识之中拽住主人公,在俄狄浦斯的三次暴怒之中,这位昔日的英雄在盛怒之下走向了毁灭的结局.作家在这部悲剧的结局提出了“适度”原则,健全的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这标志着作家在认识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沉浮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

墨学在汉代经历了一个从公开讨论到肢解吸收到再附会曲说的过程 ,在这个显———隐———变的学术命运中 ,我们不仅可以考见墨学由先秦“显学”到后世“绝学”的变化过程 ,而且可以明显看到汉代政治对学术的巨大影响。分析墨学的这一历史变迁能给当代学术研究提供深刻的启示。     

人类学古典进化论者之文明镜像管窥——以《金枝》为切入点

作为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已近黄昏之作,《金枝》所构建的文明镜像,在基本延续了此前人类学观照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其对文明进程及现状的揭示使镜中自我产生 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疑虑,《金枝》因此具有的文本穿透力使其成为古典人类学的绝唱。古典人类学家关于文明差异性解释的效度虽然有限,但其寻求人类整体性文化逻辑的努力 ,本身就是人类学自身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其意义应该得到重视。     

程颢、张载论性及其分歧——以《定性书》为切入点

依学理而论,张载论性基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分的理论前提。然而,程颢在人性问题上乃是典型的＂性一元论＂者。由是观之,张程二人在人性理论上存在重大的分歧,因此而导发的＂定性＂问题——性之本体与定性功夫便凸显而出。两人关于＂定性＂的讨论主要集中敞显于《定性书》之中。《定性书》中表明了程颢坚守性本一源,无有内外,无需定性,并且依此回应了张载性出二源,累于外物,须有定性功夫的观点。     

论阿来小说的地域书写与现代性反思——以《空山:天火》为例

以《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作品为代表,对于国家、族群、地理、身份、创伤记忆与多重历史的叙事、实录与反思构成了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极具个性化的地域特色与诗意风格。《空山:天火》揭示了无数个像"机村"一样的自然乡村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受的记忆伤痛、精神错乱与生态挣扎。阿来力图通过书写以嘉绒藏地为地域空间的"机村系列",呈现出不同信仰、族裔、文明形态、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全球化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揭示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历史浩劫与精神创伤,并以充满神性的写作方式探寻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传承对当代人的精神启示。     

我国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反思 ——以领网权的维护为切入点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融不断加深,网络主权及信息安全等问题不断涌现,各国利益深受侵害。领网权是信息通讯技术覆盖下国家主权的延伸,对各国领网权的有效维护有助于推动全球信息安全保护的一体化,促进“网络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如今,领网权问题越来越突出,5G通信、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信息技术的运用对全球信息安全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化领网权的证成研究有利于维护网络空间的稳定,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网络安全国际法律体系的构建,并对实现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完善信息安全保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刍议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政府治理”为切入点

言论自由在很多国家被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写入宪法,通过这样的方式赋予其一国最高的法律保护。20世纪末以来,网络开始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新平台并开始逐渐改变我们的生活学习方式,这给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及政府的监管治理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从言论自由的概念入手,分析我国网络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以及对现阶段政府治理手段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提出对于政府治理网络社会中言论自由的完善措施。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提出限缩讨论范围、完善运行模式、增加开庭审案职能等建议,以最终实现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之目标。     

谦抑语境下家庭财产关系的物权法适用——以《物权法》与《婚姻法》的对接为切入点

从《物权法》作为"强行法"不断弱化的趋势来看,物权法具有谦抑性。基于家庭财产关系的特殊性,《物权法》既要发挥财产基本法应有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同时又应当保持一定的谦抑和理性,对《婚姻法》在调整家庭财产关系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尊重和谦让,这不仅体现在物权立法中,也体现在《物权法》的适用过程中。当然《婚姻法》需要在《物权法》的指导下进行完善。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国家监察法》留置措施探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出台反映了反腐倡廉将由党内党纪处理逐步迈向国家法律层面，表明了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决心，而监察法草案中规定的留置措施则是目前社会与学界争论的焦点。目前监察委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留置措施的实施与完善还面临同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匹配与协调的问题，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利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留置措施是处理、保护公民相关基本权利与强化对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改革过犹不及的一种可行手段。实施这一措施，既可维持现有监察改革局面不动摇，又可充分发挥其调查职权犯罪的作用，还能防止监察委对留置措施的滥用。     

论我国个人信息域外保护的新发展——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切入点

“网络主权”是在经济全球化与网络时代下,国家主权获得新发展的具体体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从经贸领域迅速扩张至其他领域,各国由此不断强化其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与司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作为信息数字社会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信息数据的跨境提供、关键数据和敏感信息的特殊处理、域外机关的跨境调用等多个方面,已作出相应安排,但是仍然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配套措施滞后、法律责任类型单一、司法机关相对被动等方面的问题。为此,应当从以下方面作出改进：推进域外效力的配套制度供给研究,发挥行政监管在空间治理方面的作用,强化法院在法律域外适用中的角色定位,从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统筹推进,以构建具有域外效力的法治体系为理念与目标,扩展相关国内法的域外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