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得谥官员身份的重大转变——魏晋南北朝官员谥法、谥号研究(一)

魏晋之际结合爵位和现实功行(官品在五品及其以上)决定百官谥号的规定,取消了那些仅靠父荫为爵者得谥的权利,对"有爵则有谥"的古制是一种冲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得谥官员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仅生前有爵的官员可以得到谥号,生前无爵的官员死后也能得谥,这是中国古代官员谥法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爵制变化息息相关。东晋没有明确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南朝百官给谥资格可能经过从五品上调至三品的过程,而北朝也没有明文规定百官给谥的品级,实际的赐谥中,官员生前在职的功劳、德行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得谥与否及其谥号的美恶。     

谥法起源浅析

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谥法是古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然而谥法的起源却是久分未决的学术问题,通过列举自古迄今关于谥法起源的各种观点,依据甲骨文、金文、传世的古文献等大量资料,多角度地分析考证了谥法产生于周初,“文王”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谥号。     

考行易名:宋朝官员谥法研究

中国古代官员的谥号是对官员死后盖棺定论性的评价,达到一定级别或个别业绩突出的官员才有资格获得。为了对官员别尊卑和劝善惩恶,宋朝对官员的给谥资格和给谥程序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但宋朝党争激烈,不同派系轮番执政,官员的谥号也随之出现了追、改、夺的情况。南宋初年为鼓励文武官员抗金,一度放宽了对官员赐谥的资格要求,对在北宋末、南宋初抗金斗争中忠贞不屈的官员,则突破谥法限制给予了追谥或特赐谥号。但由于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社会传统,加上议谥、定谥过程中的人情因素,特别是专制权力的滥用,宋朝谥法实施过程中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美谥泛滥,甚至善恶颠倒,这在宋高宗对汪伯彦和李纲赐谥方面的厚此薄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而使得宋朝谥法劝善惩恶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     

论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

秦汉时期,“公”谥称谓经历了由废除到复兴的历史变迁。“公”谥称谓的社会内涵是由秦汉时期政治思想文化背景决定的,而社会的变革又直接影响着“公”谥称谓的变化。     

孔子谥号演变考

哀公作诔,称孔子为尼父.尼父是否为谥,历来歧见纷纭.自平帝时追赠褒成宣尼公后,孔子之谥,递有演变.北魏时称文圣尼父,唐时尊为宣父、文宣王,宋时则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元武宗时至圣前又加大成,明嘉靖后止称至圣先师.其封爵代有不同,或称公,或称王,宋真宗时欲追加帝号未遂,其后儒生议此者甚多,至嘉靖定祀典,夺王爵而称先师.其谥号演变既受议谥规律所限,又与儒学发展及帝王崇抑纠葛在一起.     

解缙谥号的赠授时间考证

关于解缙“文毅”这个谥号的赠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成化说”、“万历说”二说。但是,目前各种关于解缙谥号赠授时间的说法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解缙“文毅”之谥号是南明弘光朝（1644—1645）追赠的。清初文人编写的《明史稿》和《明史》中均未提及解缙之谥号,解缙“文毅”谥号获得清代官方认可大抵是康熙后期以后的事情。从解缙一生行事来看,“文毅”之号,其当之无愧。     

关于唐代官员谥法运作的若干问题

唐代官员谥法在运作过程中,在请谥、拟谥的阶段存在具体执行、操作的官员群体不符合文献记载的现象,在驳议阶段存在谥号用字意义和字数的争论,在赐谥阶段受到了来自皇帝的较大影响,而正常程序之外的改谥则是对正常程序的延伸、补充,追谥则在皇帝的参与与否、是否可以追谥等方面也有很多正常程序所不具备的特点。     

《春秋》书诸侯谥号体例考析

《春秋》书诸侯葬后举谥似乎无一定体例,“三传”对此各有阐释.为此,以《左传》文献为依据,结合“三传”的观点,通过对其归类整理、梳理、考析,剔除其不合理之处,认为《春秋》书与不书诸侯葬谥有其独特的书法体例,即以内鲁和同盟为前提,国君之是否礼葬为书同盟诸侯的标准,而吴楚僭越、夷狄和灭国则不论同盟与否均不书.     

论小政府大社会——基于公与共的视角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随着大部制改革的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必然趋势。小政府是从大社会中产生的,虽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凌驾于大社会之上,但却始终取决于大社会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环境等。本文通过公与共的视角并结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圆锥关系结构,强调在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同时,小政府的变化必须适应、协调大社会的变化,进而使小政府与大社会在动态中达到稳定。     

汉代上公制度考述

上公指位在三公以上的公。自高后元年上公制度确立后,上公的范围、职权和官属都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表现出因人而异和因封而异的特点。     

论包山楚简鲁阳公城郑

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竹简的纪年,有“鲁阳公以楚师後城郑之岁”一条。鲁阳公是楚惠王时始封的县公,文献称鲁阳文君或文子。楚悼王八年,郑国政局动乱,他曾有意代郑,受墨子劝阻。这时楚国为防备韩国南下,与郑站在一边,鲁阳公又与韩交战,“城郑”之事即发生于此时。包山2号墓葬于楚怀王时,鲁阳公城郑之岁乃是追记。     

彼得大帝和朱拉隆功王改革成功共因论析

彼得大帝和朱拉隆功王改革成功的共同原因在于:改革符合两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于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符合国情的改革路线和方针的指导;特别是统一中央集权的建立,强有力改革领导集团的形成,则是两帝王改革成功的关键;另外,善于抓住国际环境提供的有利机遇,全力推进改革,也是其成功的一重要因素。两帝王改革成功的共同因素,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启示。     

陈眉公文艺思想考辑

陈眉公没有专门的文艺理论专著,他的文艺思想不仅通过序、跋、评等加以阐发,还通过杂著、小品文、诗话等进行表达。爬梳其全部著作,可辑得眉公文艺思想的四个方面。眉公的文艺思想呈现出逻辑的动态化和体系的严密性。眉公文艺思想在晚明文坛独树一帜。     

论上市公司公监事制度的创设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运行现状进行考察,指出监事会监督制度存在失灵的现象,其症结是监事会和监事独立性不足,且其行使职权的各种配套制度措施不健全,以及我国公司信用体系制度尚未建立。在此基础上提出由证券监管部门委派公监事重新建构上市公司监事会的构想,并对具体制度进行了实务性构架。     

试论高校公选课建设的作用

提倡素质是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我国高校所实施的素质教育,包括专业教育及其理念与方法两个方面。在狭隘的专业教育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情况下,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建设成为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因此,开设高校公共选修课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论鲁迅小说的名实意识

鲁迅的小说贯彻着一种具有现代品格的名实意识。名析离于实之外,遮蔽着人的认知功能：通过命名,掩盖了吃人的社会本质;由于崇名,取消了主体的当下行为。鲁迅运用无名身份与共名效应的比照、有名身份与正名困境的反讽等张力策略,还原了实的本质。这种弃名崇实的意识,执著现在,强调当下之行,体现了鲁迅小说理性的文化批判立场及文学精神。     

关于真假的公验与公认问题

真假的公验与公认问题既是真假的确证中的一个难题，也是受到广泛重视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只有能被公验的才是真的，因而主张在确证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真假时，引入“可传达性”、“通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实际上，并非任何真假都是可公验的；能被严格公验的只是哲学与形式科学中的真假；而经验科学、实证科学中的真假严格说来是不能被公验的。     

感知共情：共情的第四维度探析

传统的共情研究将共情分为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行动共情三个维度,并没有重点关注共情的获得方式。结合现象学和认知科学对于共情的研究,指出感知共情作为共情的第四个维度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感知共情的作用方式表现为：感知共情与行动共情互为协同,感知共情与认知共情互为渗透,感知共情作为共情整体的保障。四维共情内在关联的综合观摆脱了共情的分离观和一体观,解决了分离观的认知消耗以及一体观的他异性问题。     

高校公用房管理改革探析

高校公用房管理不仅是实物分配的管理,更是有价值资产的管理。通过理顺管理体制和完善管理机制,进行科学调配等手段,用“定额配置、有偿使用”这个经济杠杆来调节资源供求平衡,运用市场经济模式进行公用房管理,以提高公用房的优化配置和管理使用效益。     

行政行为公定力界限新探

理论上 ,行政行为公定力界限存在“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之争。作者就此问题以新的视角探讨公定力的界限 ,认为应承认行政活动领域的公定力存在 ,否定行政诉讼期间公定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