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生活垃圾分类区域差异研究

生活垃圾分类是实现绿色现代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生活垃圾分类网络关注度的区域绝对差异大,总体呈现高峰右偏的非正态分布特征,其中高关注度城市、较高关注度城市、中等关注度城市、较低关注度城市、低关注度城市呈现空间交叉分布格局;人均GDP、人均邮电业务量、互联网发展指数、资讯关注度、环境卫生支出等变量均正向影响生活垃圾分类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分布差异.因此,通过建立垃圾分类信息流、加大新基建投入、鼓励企业参与垃圾分类等,缩小生活垃圾分类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分布差异,可助推垃圾分类制度的全面落实,打赢绿色城市攻坚战.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90村的调查数据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三个假说,并利用对全国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村庄生活垃圾治理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管理和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且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体因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实现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的必然选择。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

乡村振兴要求生态宜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宜居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嵌入乡村社会的外部行为规范,与乡土性、流动性和个体化的乡村社会相结合,产生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嵌入性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农民分类意识淡薄的主体性困境、垃圾分类规则模糊的制度性困境和村庄动员能力减弱的公共性困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宣传机制、奖惩机制构成嵌入性治理机制,以重塑村庄公共性、明确治理规则、培育垃圾分类意识和规训垃圾分类行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嵌入性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嵌入性治理的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规则规范和治理权威型塑,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服务视阈下农村固体生活垃圾的危害与处理对策

当前,农村固体生活垃圾问题日趋严重.与城市相比,农村在固体生活垃圾处理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供给体制不健全、供给规模不足、供给质量不高等诸多问题.各个地区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垃圾种类与比例、离城市远近和交通运输情况等进行综合考虑,解决农村固体生活垃圾问题.     

试析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与循环经济的发展

如同"知识经济"一样,"循环经济"已经融入中国主流经济概念当中,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中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已成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着重探讨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与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了发展循环经济的迫切性,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在分析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完善垃圾分类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措施.     

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对策——对湘南某镇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湘南某镇环境污染与处理现状的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方法非常普遍;上级财政无投入而乡村财力无能力;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农村环保治理责任缺失;农村环保治理措施缺位。其危害是:造成空气污染与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存在传播疾病的危险隐患;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转移的处理方式使政府遭遇法律困境。并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治理对策:完善立法,强化监管;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教育引导,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完善设施。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从整体性入手、具有结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环境污染。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法律调节机制研究——法律经济学的角度

城市居民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存在垃圾分类个人行为动机不足与集体行动搭便车的现象。本文从垃圾分类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两个视角出发,借助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如何通过法律改变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行为成本与收益,改变集体环境下居民个人垃圾分类的博弈均衡,进而走出垃圾分类集体行动囚徒困境与搭便车的困局,促进城市居民形成垃圾分类的社会行为规范。     

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山东省胶南市、菏泽市的实地调查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致使垃圾处理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地区面临经费短缺的问题,为了突破经费短缺的困局,一些地区开始向农户征收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到底农户是否愿意为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支付费用,哪些因素将影响农户的支付愿意.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费用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年家庭纯收入、农户经营活动类型、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和环保的关注程度对农户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     

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基于社会治理靶向和行动逻辑的分析

社会治理工具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决定着社会治理的行动模式。社会治理工具的分类与型构是社会治理工具研究的切入点和关键点。社会治理工具可分为规制型工具、激励型工具、参与型工具和文化信息型工具四大类,每一大类工具又包含若干子工具。社会治理工具分类的型构是指在社会治理工具分类的基础上,以社会治理的"公益、维权"和"公害、维稳"为治理靶向,以四大类治理工具为驱动因素,构建政府、社会与市场三大主体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