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从象征主义到英美现代主义——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英美现代主义转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峻的现实以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原因促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进一步成熟和深化。诗人们自觉反思象征主义诗歌的情绪感伤性和逃避现实人生的趋向,把视线投向更为注重经验和现实人生的后期象征主义及英美现代主义诗潮。从而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思潮从象征主义诗风到英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转向。这之中,卞之琳与冯至两位诗人,以他们出色的开风气之先的创作,率先架起了一座通向英美现代主义的桥梁。之后,围绕《诗创造》、《中国新诗》而集结的被称为“中国新诗”派诗人的创作实践,更为集中地体现这一现代主义诗潮之“转向”的重要成果。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现代主义作为中国新诗的一种艺术方式 ,由于文学对于社会使命的过多承载 ,一直处于边缘和支流的地位。但艺术发展的审美要求 ,又使具有独特审美方式的现代主义诗歌表现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它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因素 ,渗透在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之中 ;另一方面又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某些“间隙” ,形成三次跳跃性的发展。第一次从二十年代李金发肇始 ,经过三四十年代的戴望舒、西南联大校园诗群到“九叶派” ,为现代诗走向成熟塑形 ;第二次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 ,这是一次由诗和美术发端而广及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完整的现代主义艺术运动 ;第三次是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发难而呈现出多样形态艺术发展 ,在进入后现代中与台湾、香港、澳门年青一代诗人汇合。曲折的发展呈现出现代诗在中国的特殊运动形态 ,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民族化改造。     

论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艺术

中国不同形态的现代诗歌在接受西方诗潮影响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的影响。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诗人,还是30年代现实主义诗人,对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皆作了有选择性的吸收。象征意象的最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形态方面。李金发第一个自觉地从形式本体层面上接近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的本质。30年代现代派诗人体现为意象的意境化以及对后期象征主义意象的生活化、智性化的成功借鉴。40年代的冯至与九叶派诗人建立起了一种意象象征的深层模式。中国现代诗歌形成的意象的象征化潮流,体现了中国诗歌现代性建构的必然要求,为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形式的融合提供了最有效的契合点。     

论梁宗岱的诗学观

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理论的中坚与纯诗理论的探险者。他源于契合的象征论体现了对象征主义的深度把握,而纯文学追求中的纯诗观与节奏观反映了他在诗歌上的独特追求。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论梁宗岱的诗字观

梁宗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象征主义理论的中坚与纯诗理论的探险者。他源于契合的象征论体现了对象征主义的深度把握，而纯文学追求中的纯诗观与节奏观反映了他在诗歌上的独特追求。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诗与现实的平衡——九叶诗派诗论研究之一

九叶诗派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思考紧紧围绕"探索现代诗的中国道路"而展开。他们寻求诗与现实的多重平衡,这一"共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他们认为诗要扎根于现实,但又不能拘泥于现实,现实具有超出纯粹政治的复杂性与包容性;其二,他们认为诚挚的诗人应该融合社会意识与个人情感,成为沟通"群众的心"与"个人的心"的历史个体;其三,他们认为艺术有自身的价值与绵延的传统,好诗在反映现实之余理当享有独立的艺术生命。九叶诗派的"平衡"诗论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论的某些不足。     

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和谐统一——论“九叶”诗人的艺术创造

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在西方文学艺术养分和中国古代诗歌艺术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以戴望舒为代表的新诗现代主义艺术潮流,既迎来了一个丰收的季节,同时也走过了由极盛的颠峰到衰微的历程。但是,三十年代新诗现代主义潮流的衰微,并不等于新诗现代艺术方法的消逝。到了四十年代,曾一度衰微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又由于时代精神与美学追求的逐步和谐统一,终于产生了由个别诗人的探求,发展为群体崛起的景观。这就是从冯至的《十四行集》到“九叶”诗派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诗歌的诞生和创造。1947至1948年前后,一批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围绕、聚集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这支队伍包括西南联大的学院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以及先后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作家和诗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曾祺、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对人生、现实和自身体验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论中国30年代现代派诗歌艺术

从中国30年代现代派的诗艺来看,显然是和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的。当年《现代》主编施蛰存函致望舒:“有一个南京的刊物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诗,现在所有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任钧认为“现代派”的名称仅与《现代》杂志有关,他们实际上是象征派。事实上,现代诗派也和李金发一样,都是推崇法国象征主义的,只不过象征诗派并没有完整把握西方象征主义的真正精髓,也没有把象征主义与中国民族生活很好结合起来,因而创作的象征诗更多地停留在外部形式与技巧的模仿上,其艺术成就不能说是很大的。特别是其晦涩、神秘、看不懂的弊端,大大地败坏了象征诗在读者中的声誉。正如杜衡所说的,“我个人可以算是象征诗派的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

如果说穆木天、王独清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较为系统地提出并阐释了象征主义诗论,戴望舒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了象征主义的诗论,那么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论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建构了由"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构成的象征主义诗论体系,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标志.     

朱光潜对中西诗美学的继承和综合

朱光潜和艾青是中国现代诗美学的两位奠基者。意大利汉学院院长沙巴提尼教授认为朱光潜的美学“是移西方文化之花接中国文化传统之木”,这个见解是符合实际的。 朱光潜在他的《诗论》和其它论著中,宣称他的诗美学是融贯中西的意象——意境说,他采撷了西方的意大利克罗齐《美学原理》的“艺术即直觉”(“直觉”的“意象”)说和中国的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意境”(“境界”)说,把二者沟通起来,作为他的诗美学的基     

跨越异域的彩虹——瓦雷里与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范畴,代表着艺术家对艺术至善至美至纯理想的追求。在西方纯诗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瓦雷里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他对纯诗理论进行了系统、完整的阐释,是纯诗理论的代表。20世纪20—30年代,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也受到了中国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梁宗岱、李健吾、曹葆华、戴望舒等把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译介到中国,希望以瓦雷里的纯诗理论为参照,来探讨中国新诗的目标和归宿,最终实现中国新诗向艺术本体的真正回归。与此同时,他们在接受的过程中彰显了充分的主体意识,赋予纯诗理论鲜明的民族特征,从而推动了纯诗理论的中国化,也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学院空间与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知性追求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现代大学的社会境况、文化价值取向、精神传统、文学教育、文学社团等因素是大学文学生产的结构性力量,制约着文学的内部结构和成规层面.西南联大学院空间诸因素的形成,及它们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直接影响和生成了联大诗人群的知性追求.知性使西南联大诗人群建立了一种新的审美原则,创制了一批成熟的富有现代品格的中国现代诗歌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