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与大国形象塑造

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决定了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国家形象塑造反过来影响国家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决定了中国的大国形象,大国形象不是自然生成,而是被塑造出来的。     

中国外交新布局

从俄罗斯、非洲,再到海南博鳌,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出访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平实直白发言,让中国坚守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愈发清晰。一系列外交活动展现了大国领袖新风采,更彰显出中国人民梦想加实干的全球战略新思维与大智慧。外交开局之旅影响深远刚刚接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不论是在非洲大谈中国梦、非洲梦和世界梦,或是在博鳌将和平形容为     

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内涵和实施路径

进入新时代.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提出了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系统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周边外交”这一问题。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强调共商共建和谐周边.让地区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周边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成为新时代周边外交的主要内涵。“争取良好周边环境”突出中国周边外交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共商共建”强调发挥地区各参与者的主体性和地区内生动力;“让地区人民有更多获得感”突出中国周边外交的价值取向和动力源泉;“提供中国方案和智慧”则重视制度与观念的创新与引领。这四个内涵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回答了“怎样办周边外交”的重大理论问题。为此中国周边外交实践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战略运筹.强调底线思维和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善于抓主要矛盾,创新和完善地区公共产品的供应.开创了周边外交的新局面.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中美大国形象的比较及对中国外交的启示

中美两国同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但两国的大国形象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现代身份方面,中国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美国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战略选择方面,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美国在追求霸权;在国际贡献方面,中国力争做负责任的大国而美国坚持霸权领导。稳步发展、爱好和平、团结合作、开放进取、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进一步塑造大国形象的目标选择     

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及思考——一种理论与现实分析

由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大国关系加速调整和国家实力的兴衰等原因 ,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战略已经成为国内外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 ,如何避免混淆长期战略的转变与短期政策的调整至关重要。结合理论与现实对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及其内容进行解析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集中体现,这一外交思想生成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亟待调整的时代背景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蕴含了立意深刻的国际秩序观、国际责任观、国家利益观的外交思想内涵。其中,国际秩序观表明了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与角色定位;国际责任观明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发展程度,并据此确定了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应综合考量的内容;国家利益观则凸显了国家主权安全这一利益的核心地位。     

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赖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外援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新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当适时改进中国的外援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服务。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工作的新理念,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新的风格、呈现出新的特点。新一届领导层在外交理念和实践上的诸多创新表明,中国外交已经发生了值得关注的重大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和新特点,对于中国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今后观察中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论中国的海洋安全

近年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中国正常的维权和岛礁建设活动被看作是对其亚太影响力的挑战。为维护其海上霸权,美国由幕后走向前台,鼓动日本巡逻南海,以军事化手段试图横行南海,藐视我领海主权,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中国一直是南海和平与稳定的塑造者,但在地区安全面前却屡屡受到域内外势力的挑衅。当前,中国进入快速发展的关键期,面临内外压力及日益增多的风险,必要的战略警惕、战略准备和充分的战略实施能力,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必须统筹海陆空天多维空间,加强危机和冲突的应对,提升战略威慑力。     

美国战略东移背景下中国与亚太大国关系的新变化

奥巴马政府上任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势必对亚太地区的局势与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要防范甚至遏制快速崛起的中国,为此调整了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亚太大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中国与亚太大国的关系发展在面临新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新挑战。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注重周边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中国外交战略定位：基于外部环境与国家利益的分析

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变的国际体系,加之中国自身的实力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使得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外交战略的定位十分困难。正确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无关紧要的利益,是中国外交战略定位的前提。以国家实力为基础,中国的外交战略定位应该坚持：中国第一,亚洲第二,世界第三。以亚太地区大国为基轴,进可由地区政治对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发挥有力影响,退可以稳定国内政治,形成国家政治、地区政治、国际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对外开放战略新思考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国际影响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时代选择新机遇及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与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调整等得出的重要结论是：中国的发展实现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利益互动共赢,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影响。     

《当代中国外交新论》简介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华锋博士新近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新论》于2011年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四部分组成,在体例上没有采用常见的全景扫描的模式,而是对中国外交进行专题性研究。     

“正常国家”与日本外交调整

经过日本朝野上下多年的论争,终于在冷战结束后趋势明朗化,日本政要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所提出的正常国家脱颖而出,日本正常国家定位及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承担领导者的角色观念为21世纪初的日本外交、安全战略调整规定了根本方向.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简介

《徘徊在新、旧外交之间一一20世纪20年代日本外交史论》由苏州科技学闾院历史系祝曙光教授撰写,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全书共分八章,即第一章二十一条要求:现代中日关系的梦魇;第二章巴黎和会:中日两国的激烈交锋;第三章华盛顿会议与日本;第四章日本外交与中国国民革命;第五     

中国周边安全新态势

两海、一域新挑战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周边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具体表现为两海、一域的挑战。其中,两海是指东海与南海;一域则是指来自网络空间的挑战。以钓鱼岛问题为例,日本态度依然强硬,小动作不断。7月9日,日本发表新版《防卫白皮书》,称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指责中国国防政策和军力发展不透明,中国海洋活动具有危险性。就在当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一次会议上称,中国试图通过力量改变现状,而日本将制定     

权利与义务、战略与外交、国家利益——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因解析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最重要而成功的举措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有义务承担起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也决定中国必须参加维和行动。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手段之一,受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和指导。从外交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看,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也必然包括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

我国西北边疆是地缘政治学所谓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要冲。其安全与稳定不仅取决于我国及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内部因素,周边国家政治生态及世界大国的对华战略等外部因素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及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势力包围、限制甚至分裂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不断强化与日、韩、澳等国军事同盟关系,从东南方向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围堵我国的同时,又以反恐等名义驻军中亚,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亚进行渗透,使我国处于腹背受敌态势。从国际视角分析影响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主要国际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从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到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为止,中新关系经历了从最初隐晦疏远到最后自如密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从各自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比差异、冷战国际环境变迁中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的积极意义,以及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关系等方面,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务实性调整和适应.正是冷战国际环境中这种务实性的中新关系,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