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可以怨”之本义及其悖论解读

孔子在仁德修养方面不主张怨,但在事君政事方面却是主张怨的。诗可以怨的本义是士人借用诗三百以讽谏政事,且并未有怨而不怒的要求。诗可以怨这一看似与孔子仁德相悖的主张,实质上却正是孔子推行仁德、以仁为本的政治实践的表达。它体现着孔子道统观念与一家一姓王朝政统之间的拉锯与抗衡,为士人阶层的品格塑造与参政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解读王昌龄宫怨诗的多重幽怨

以王昌龄绝句为代表的宫怨诗,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也比较复杂。它勾勒出了不同宫女悲惨一生的命运曲线,表现了宫女们无告、无奈、无尽的哀怨,并借此表达了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身世之憾,同时对君王放纵男性权力,又不履行男性责任与义务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也蕴涵着人类在漫长等待中的深刻的人生体验。     

略论唐代宫怨诗的兴盛

唐代宫怨诗数量之多,居历代封建王朝之首,把它放在大文化背景下考察,它的兴盛主要表现在:创作数量众多、作者层面广泛、传播迅速、社会接受程度高、后世反响巨大,其地位不亚于当时以山水、田园、边塞为题材的作品。     

论“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孔子提出的诗歌功能论命题,此命题反映了《诗三百》的内容特征,包含着诗人借诗抒怨、怨刺现实政治等重要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受怨者以诗抒怨的合理性,因而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诗可以怨”对儒家诗学的政教功用论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历代都有大量怨诗,此命题的重要意义为后世诗歌的创作实践所验证。     

女性主义观照下的唐代宫怨诗

作为描写古代宫女及妃嫔心理和生活的宫怨诗在唐朝时期达到鼎盛。它是封建制度下的皇（男）权思想和男尊女卑观念的集中体现。西方女性主义则提倡改变妇女长期受压迫的地位,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男女平等。文章通过女性主义视角下唐代宫怨诗渊与源的分析,以薛逢的《宫词》为例解读唐宫怨诗中的女性社会地位。     

杜牧宫怨诗的思想意蕴

杜牧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他的宫怨诗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描写了宫女承恩无望的哀愁；其二，写宫女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其三，批判了极不人道的奉陵制度；其四，关注出宫的宫女命运。总之，杜牧的宫怨诗不但范围广阔，而且思想意蕴深刻。     

英国男怨诗与中国闺怨诗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诗亘古不变地演绎着对爱人的的依恋、思念、期盼.当这种盼望变成失望,失望变成绝望,埋怨之情油然而生.但此"怨"--男子对女子的"男怨"与彼"怨"--女子对男子的"闺怨"不尽相同.本文撷取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和中国封建社会闺怨诗的些许奇葩,拟从背景、主题、意象等方面比较其异同,以期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下的怨情和两种怨情所反映的文化.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杜牧宫怨诗与王建宫词的比较与探析

杜牧与王建均是唐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力的诗人,虽然二者都创作了有关宫廷妇女题材的诗歌,即宫怨诗与宫词,且对后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们的关注重点却截然不同：前者突出刻画宫女之＂怨＂,在寄托自己身世之感的同时对宫女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后者却着力表现宫女之＂乐＂,以铺陈直叙法对宫女们的种种赏心乐事做了多方面全方位的展示。本文试图从对他们诗歌题材来源和创作手法等方面探析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     

唐代闺情宫怨诗创作浅论

在唐代,表现闺情宫怨题材的诗人、诗作大量涌现。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唐代之前,还是唐代之后都是少有的,因而很有必要对之作深入的研究。首先对闺情诗和宫怨诗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唐代闺情宫怨诗产生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条件,唐代闺情诗和宫怨诗的创作概况,从而对唐代闺情宫怨诗的创作做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对真善美的追求与批判──从《诗经》看周秦文化传统

《诗经》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按其思想内容可分为怨刺诗、赞颂诗、爱情诗三类，在文化视野上各自体现出真善美三个核心，具有鲜明的思想追求与强烈的批评意识。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怨刺诗类型演化

春秋时期怨刺诗类型演化进程与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以王权为中心时,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天子身上;当由以王权为中心向霸权(君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君身上;当由以君权为中心向以族权为中心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卿大夫身上;当由以族权为中心向"庶人议政"转变后,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家臣身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一方面,政治生态环境为怨刺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客体,进而引导诗人将怨刺的聚焦点渐次下移,直接影响了怨刺诗类型的演化进程,使怨刺诗由贵族化的庙堂文学逐渐转化为平民化的世俗文学;另一方面,怨刺诗作为政治生态环境的创作载体,并非是政治的附庸,不仅是政治的见证者,而且是政治的参与者,自然间接影响了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的变迁历程。     

怨诗楚调考论

"怨诗楚调"产生于汉代,是以清切哀伤的楚声为歌,以哀凄悲怨的丝竹之乐演奏,带有固定表演程序,以本事为支撑抒发蒙冤屈志、相思被弃、伤生叹命之怨情的一类歌诗。东晋以后,随着音乐功能的衰退,怨诗楚调逐渐指代以源初本事为中心抒发怨情的一类诗歌,进而成为凄怨哀伤风格的代称。     

近十年《诗品》诗“怨”理论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对《诗品》诗＂怨＂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纵向的古代文学或文论史的＂悲怨＂流脉研究;横向的单一的从某个角度对《诗品》诗＂怨＂理论的研究。而从多个角度,对《诗品》诗＂怨＂理论进行纵横结合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价值和空间。     

诗可以怨的历史传承与嬗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理论命题。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流衍出“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主张,在中国诗史上形成一条影响深远的理论意脉。本文拟对诗可以怨这个诗学命题的诗学源流和思维方式作出分析,并且立足于当代文论建设,对此命题进行学理反思和局限分析,在局限分析中把处于悬置状态的新的文学观念逼现出来。     

李贺的长安经验与其宫怨、闺怨诗的创作

在李贺的宫怨、闺怨诗中,他在长安任职期间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创作时间、地点非常集中,诗中女子在身份、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即她们都养尊处优,渴望感情的滋润,但却往往遭受冷遇,情感极度孤寂,生活也被边缘化了.这与李贺贵为皇族、踌躇满志而在长安任职期间却无人赏识,官居九品、壮志难酬的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极其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奈使得李贺的宫怨、闺怨诗超越了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单纯同情哀叹而转为对自己潦落抑郁的长安生活的叹息和对失败的仕宦生涯的自伤,从而意蕴深远.     

传统诗学视野中的白居易感伤诗

白居易诗集中有"感伤诗"一类,但他却带着贬抑的态度看待它。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诗学史视野以及一直被学界忽略的思想史视野。具体而言,感伤诗的核心内涵是日常生活中的感伤之情。白氏基于诗教观以及性情之辨观念,做出轻视感伤之情和感伤诗的价值判断。这也是感伤诗在其创作历程中由盛而衰的关键原因。白居易诗歌作为体现唐宋诗歌转型的典型之一,他对感伤诗的认识和态度,有助于理解"宋人的诗扬弃悲哀"的问题。这同时也是性情之辨此一哲学观念深刻影响文人生活以及文学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