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革命促生产”与“以改革促发展”: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思路

“抓革命,促生产”与“以改革,促发展”,是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思路。其差异表现在提出的前提、基本内涵、实践结果等方面。两种思路的转换,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在理论认识方面的历史性突破     

“分兵”与“集中”:中央与前委关于红四军早期斗争方式的思考——以中央“二月来信”为中心的考察

中央二月来信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中央对红四军今后斗争发展方向的一封指示信,信中通过对红四军面临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主观力量的估量,对红四军作出分兵的指示。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与中央在革命形势的判断和红四军斗争方式的选择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而来信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红四军前委的积极响应和贯彻实行。仔细对来信进行解析就会发现,虽然中央来信绝非毫无根据,但红四军前委的这种回应也同样有其正当的理由。     

中国古代对“两不和同”的法律规制:以买卖契约为例

中国古代契约实践对当事人"和同"意志的强调由来已久。法律对"两不和同"行为也进行了严格规制,禁止买卖契约中的"较固取"、"更出开闭"与"参市"等行为,这体现了对契约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尊重,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契约自由。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