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略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

《中国现代文学史》已经出过多种版本了。今年又出版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以下简称为《简编》)。这不是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下简称为“三卷本”)简单的删改与浓缩,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提高、新的发展,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谈《故事新编》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是伴随着“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这取材于现代的,都编在《呐喊》和《彷徨》集中;取材于古代的,结集为《故事新编》。如果说,“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的话,那么,歌颂创造精神的《补天》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历史小说。《补天》同《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样,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茅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     

在沉思中拓进——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本简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５０年代初,适应于高校中文系“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影响...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倪焕之与改良主义

叶圣陶的《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长篇。一九二八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泛的注意,并得到好评:茅盾赞为“扛鼎”之作;夏丐尊称做“是可以划一个时代的东西”。解放后,评论界仍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有专题论述,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认为:“《倪焕之》的出现,是当代文艺界的一     

杜甫之死及其生卒年考辨

杜甫被中国人民尊为“诗圣”,在中国文学史及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可是 ,关于杜甫之死的时间、地点 ,千年以来 ,没有定论 ,生卒年也成了问题。从过去记载看 ,说法也极不一致。《辞源》（合订本）说 :“病没于衡阳至耒阳的湘江旅途中”。《辞海》（缩印本）说 :“病死湘江途中”。四川文史馆馆《杜甫年谱》说 :“在从潭州向岳州进发之湘江舟中溘然长逝 ,时为７７０年 ,即代宗大历五年冬月”。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 :“大历五年冬于 ,在湘水的一条小船上 ,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游国恩、萧涤非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 :“…     

评价任何现代作家都要看他的主导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史》序

解放前的旧中国没有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运动史”、“思潮论”一类。各大学也不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编不成这方面的书。解放后好了,各院校中文系开设了这门课,到“十年动乱”以前出版了好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的书。一九七八年以后,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大家在新的精神的鼓舞下,各院校中文系和各研究院、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室又修订和新编了不少这类的书,其中还有各院校合作编写的。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二十三省市     

对《雷雨》中血缘关系的探索

《雷雨》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一部现实主义文学杰作,它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重大成就之一。 自从这部作品问世以来,经过四十多年的考验,庶几已成为定评,是一部影响较大优秀的剧作。但对它的不足之处的批评,大都是指责作者过于强调了伦理道德,纠缠了血缘关系,削弱甚至掩盖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冲淡了主题思想云云:如王瑶所著《中国新文学史稿》批评作者说:“他以性爱与血缘的各种巧合的伦常纠葛来冲淡了这个悲剧的社会性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上册272页);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小组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出它的缺点是:“作者过分强调了     

“贮满春那一种诗意”的《绿》──试析朱自清《绿》的诗意特征

“贮满春那一种诗意”的《绿》──试析朱自清《绿》的诗意特征邓宏艺朱自清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散文风格纯正朴实，笔法漂亮缤密，在其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广有影响．郁达夫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创性价值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 4月版 ,以下简称《通俗史》)是由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领导的学术群体携手攻关、历时十余年而最终完成的 ,属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全书共分八编四十九章一百九十五节 ,约 1 40万字 ,资料翔实、理论新颖 ,是一部全方位、大纵深、开创性地勾画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创作概况 ,并初步建构通俗文学研究理论框架的恢宏巨著。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一、《通俗史》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正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的 ,“是做着一件前人忽略了的工作” ,…     

重评“主观论”论争

肇始于抗战末期、延续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前夕方告结束的关于“主观论”的论争,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在建国以来的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对这场论争情况的介绍基本上都是片面的,对胡风等人文艺上的“主观论”观点也一律持批判的态度。近年来一些新出的文学史著作,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     

关于“左联”成立时的两点史实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的“左联”,是我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竖起的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了更好地学习“左联”的战斗业绩,尽可能完整无误地记录它光辉的历史,现补正两点在它成立时的史实。关于“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成立的研究会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共通过了十七件提案。国内较有影响的王瑶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同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在谈及这十七件提案时、都说其中通过成立的研究会只有三个,即“马克思     

从《边城》 中的人性美看沈从文的人生追求

《边城》问世半个世纪以来,在其艺术表现方面多数人是肯定的,但就其思想价值看,从《边城》发表伊始,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刘西渭《咀华集》;另一种则说它“就其所表现的生活虽然令人神往,却远远脱离现实”(汪馥泉、王集丛《一年来的中国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到了50年代,甚至有的评论家“有意无意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无论这两种意见是如何的争辩,都存在一个无可非义的前提,即都承认《边城》表现了一种原始的朴素的人性美.     

鲁迅《故乡》多重意蕴解读

鲁迅先生作于1921年的小说《故乡》,是一篇具有多重意蕴颇具广度和深度的小说:《故乡》中写了三种意义上的“故乡”,否定了旧中国三种病态人生,它还继承了传统还乡母题,开创了新的还乡模式,塑造了全新的还乡者形象。《故乡》以其特有的情感性、象征性、总结性,在鲁迅小说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郁达夫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

1 前期创造社揭起浪漫主义的旗帜,异军突起,和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一争文坛春色。郁达夫是前期创造社的骨干之一,他的前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似乎是不言而喻地成为现代文学史家们的定论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在诗歌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郭沫若,小说散文方面则为郁达夫。”又说:“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     

文化英雄文化巨人

高有鹏教授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巨匠,一切都可以用事实说明、证明。他曾经出版“我国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第一部中国民间文学史著”——《中国民间文学史》,出版影响广泛的《中国庙会文化》等论著,当年振臂高呼“保卫春节,守护民族传统文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在巴黎国际广播电台,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重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及其批评

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篇著名的文艺论文,它一发表,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以及有影响的茅盾研究专著,对此文均有评价,尽管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并无明显的分歧。而茅盾在《亡命生活——回忆录[十一]》中,却以较长的篇幅、阐述了此文的内容,阐明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这一桩“公案”,很有必要进行再探讨,以求得到公允的“判决”。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