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摩西十诫”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

＂摩西十诫＂对欧美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不仅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而且还决定着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与特征,从＂摩西十诫＂中衍化出的＂尊重契约和社会秩序＂以及＂关注私法和个人权利＂等理念成为了西方法律文化最鲜明特点之一,同时这也是＂摩西十诫＂留给法律世界的宝贵遗产。     

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传入中国后,在雷海宗等人的努力下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战国策派＂,完成了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雷海宗运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启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     

先锋小说的后现代性审美特征及其生成研究

先锋小说后现代意味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受＂新小说＂等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从共时的角度进一步观照了先锋小说在＂新小说＂等西方文艺思潮影响下后现代性审美特征生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原因,重点阐释了先锋小说在文本叙事层面的创新与变革,并考察了先锋小说与西方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精神向度和文化渊源上的联系,从而把握先锋小说在西方语境影响下为开拓文化审美所做出的的努力和贡献。     

“人”、“人民”及“人民之国”——浅析“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尽管＂个人主义＂一词发源于西方,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从没有消失过对＂个人＂崇拜,只是这种＂个人＂是完全不同西方的＂中国式个人主义＂,是把＂家＂、＂家族＂、＂宗族＂等特殊群体作为价值对象的,而忽视了＂个人主义＂所拥有的＂公共精神＂。     

浅谈日本的“耻”文化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将日本文化与西方的＂罪＂文化相对应概括为＂耻＂文化,虽然此观点在二战期间被提出,但其影响依旧深远。本文试从＂耻＂文化的概念、产生、利弊及现状等多个角度,全面剖析＂耻＂文化。通过对＂耻＂文化的剖析,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特性。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实践性、地方性与文化多样性——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下的中医学

中西医学是人类在各自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风格的知识体系,它们带有自身的文化烙印。因此,在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现代医学占据主流的今天,倘若我们跳出科学主义的窠臼并进行视域的转换,我们就不会在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域下,我们可从＂实践性＂、＂地方性＂、＂文化多样性＂等维度阐释中医学所具有的不同特征。中医学其实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另一种描述世界并与其打交道的有效方式,是另一种科学文化的范式。     

中西语境下“两种文化”冲突的比较分析

尽管＂两种文化＂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中西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崛起,而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而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转型

随着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精神＂的同时,还将西方近代的民主平等思想,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等近代思想文化带到了中国。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影响着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结构,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转型。     

《红楼梦》“红”字的翻译文化比较研究

《红楼梦》中,仅仅一个＂红＂字就出现过许多次,人名、书名、地名、词曲和诗词中反复出现。而＂红＂字的涵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对其翻译构成巨大挑战,从巴斯奈特领军的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活动中文化传递的主张来看,杨宪益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更多的采用异化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西方翻译家霍克斯受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利奥塔对康德崇高理论的后现代发展——兼论中国文化为何缺乏崇高观念

＂崇高＂是利奥塔后现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利奥塔重新阐发了康德崇高理论中的＂不可表现＂、＂否定表现＂等概念,利奥塔的崇高理论目的在于以对＂不可表现之物＂的呈现来挑战总体性和抵抗非人的状况,崇高在艺术层面上表现为对形式本身的追求,在形式对意义的悬搁中和不断创新之中实现对＂不可表现之物＂的见证。利奥塔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来重新探讨崇高问题的,但却把康德崇高理论中理性、道德的内涵放逐了,这导致了后现代崇高走向虚无的可能。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属西方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观念中并没有西方之＂崇高＂范畴。     

从西方绿色运动看“绿色文化、绿色美学”崛起的必然性

本文认为郭因先生率先倡导＂追求三大和谐＂的＂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是一件富于远见卓识的大事，并从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壮大，论述了＂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崛起的必然性。作者认为：绿色运动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否定，绿色运动是对＂绿色文化、绿色美学＂的追求与探索；尽管这种批判、追求与探索还很不完善，但它们毕竟反映了西方一般大众的心态，而＂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提出正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一潮流，因而它的崛起是必然的。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典叙事诗研究

文学呈现于世界的最早形式,无疑是诗歌。中西方古典叙事诗是在各自独立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两大审美文化系统,它们在功能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功用、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中国古典叙事诗强调的是＂抒情＂和＂言志＂;西方主要讲＂模仿＂和＂认知＂。这种不同恰恰说明了人类文化的多元化,透过这种不同的文学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更多地去了解不同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形象化历史。     

中西语境下华兹生对《史记》“文化万象”词的英译

＂文化万象＂是文学翻译中翻译家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人类语言文化中的＂共通性＂决定了＂文化万象＂的＂可译性＂。美国汉学家华兹生在英译《史记》＂文化万象＂词时采用意译、加脚注、替换和改写等方式,尽量保住原文＂文化万象＂词的内涵。华兹生《史记》英译文成功地在译语文化语境中重塑了原文在原语文化语境中形象,是受到西方读者喜爱的、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经典译作。华兹生《史记》＂文化万象＂词翻译的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典籍英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 ———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

基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分析,即通过恢复现代性自晚清以降作为一波三折的＂历史事件＂的面目,可发现＂邓正来问题＂把握住了当下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和＂道统缺失＂的时代病症。由于当下中国正当化压力与认同危机并存,我们应当塑造可以回应正当化压力的文化认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之间形成＂杂合性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建应当遵循＂两邓两晖律令＂,既不无条件地回归传统,也不无反思地诉求西方,建构梁启超意义上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之间的＂新文明＂。     

传统节日文化“西学东渐”下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其庞大深厚的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洋节日＂搭乘西方文化的快车迅速传入中国,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留存及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所以,在当前＂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不但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实现传统节日文脉精华的传递,还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通过现代化的调试,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提升其与时俱进的品质。     

邓以蛰艺术美学思想的西学归宗

邓以蛰的艺术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为基石,运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和克罗齐的＂表现说＂等现代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在融合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现代转换,形成了富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审美文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