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范式转换及其内在逻辑

自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提议始，相关的知识生产便呈逐级递增之势。舒氏“身体美学”思想恰如身体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期然地联结起了传统与当下两种不同的身体美学研究范式。如果说舒氏身体美学及其之前的身体话语研究是对西方美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传统的解构与超越，那么后人类时代的身体美学研究则是对身心统一的技术化践行与反思。因此，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变革，即由在二元论框架内展开的以思辨为主的知识言说方式，向科技与人文大融通的“反身性”言说方式的转变。这种身体美学研究范式的位移，更新并重塑着我们的知识地图，让我们对“自然人”与“技术人”的本质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为当下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路径。     

冯友兰“人生境界”理论的美学维度

本文的主旨试图显示冯友兰“人生境界”理论中的美学维度。本文通过考察认为，冯先生“人生境界”理论中的“天地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审美境界。“天地境界”的不可思议的性质从根本上要求一种与之相应的“负的方法”，这种“负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审美还原”。在冯先生的理论中，通过“负的方法”所成就的是一种“风流”人格，这种“风流”人格其实就是一种人格美     

数字媒介时代中国文艺生产的“知识/权力”构型

在数字媒介时代,新型传播媒介对传统媒介传播方式形成了一定冲击,文艺生产话语权被部分从精英阶层下放至大众阶层手中,话语权的变革,使文艺生产的要素、结构、功能等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并形成了“精英言说”、“大众言说”和“市场言说”等三种“知识/权力”构型,合理整合这三种“知识/权力”构型,有利于文艺生产的有序开展。     

尚“和”与嵇康的文学创作

稽康“和”的美学思想及其“和”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太和”、“中和”与“保和”与其诗文创作关系十分密切，通过论证进而得出“和”美学思想是贯穿其诗文创作的主旋律之一。     

“文责”究竟由谁负——基于“文责自负”与“文责共负”的争论

阐述了关于“文责”由谁负的两种观点，结合在出版界引起争论的“文责”是“自负”还是“共负”问题，分析了对于“文责自负”和“文责共负”的认识误区，认为当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出现错误或侵权问题时，作者与出版者或编辑者都应该对作品的“文责”负责，谁都不可能推卸责任，但各自所负的“文责”不是不分彼此的“共负”，而是在分清各自责任的基础上各负其责。在此基础上指出，编辑者要想尽量减少或避免“文责”，就必须恪守职责，严格把关。     

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的言说——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自然之“道”的契合与融通

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的自然之“道”均展示的是世界的本原和奥秘,老子“自然”之本体论涵义与奥特的“位格化”的世界观位之本意是完全契合的;面对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奥特、老子均采取了“非连续的具象性”的象征性方法,从而展开其不可言说的言说;奥特指出了人与上帝相遇的根本方法是“象征言说”,其实,老子同样如此。对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语言的诠释的方式,我们以前忽视的正是老子的语言的象征性。在奥特和老子看来,我们通过象征言说就可以与“上帝”或“道”相遇,就会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论书法“势”的美学内涵

文章从苏轼“笔所未到气已吞”的美学观点切入,重点阐述“势”在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中的美学内涵。一、古代书论家对“势”的美学界定。二、从中外古今众多理论家的阐述中,深化对“势”美学内涵的阐释。三、当代对书法之“势”的认识所存在的误区及其产生原因与纠正方法。     

佛教中观论与中国古代美学

佛教中观学派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其思维义法的浸渍而达成的。突出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色空不二的世界观影响了后世对美之真幻和艺境特征的看法。二、对空有关系的否定性辩证阐述形成了“不即不离”的“诗家中道”。三、“双遣双非”法的系统运用使传统美学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言说方式。四、“三谛圆融”说影响了后世以圆为美，贵圆、尚圆的审美思想     

中国当代美学重建的三个理论支点——“社会关系论美学”刍议

中国当代美学重建离不开三个理论支点，这就是：一、必须对美与美学研究有一个新的基本定位；二、必须有一个新的美学方法论；三、必须有一个新的具有解释能力的美学基本观点。根据马克思对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科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新命题：美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这就是关于美与美学研究的新的基本定位。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功能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提出美学重建的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不问对象“是什么”，只问它“做何用”。根据无数审美实践活动的事实，可以提出“社会关系论美学”的一个新的基本观点，这就是：“示差性”是社会上一切审美价值的最终来源。示差功能、愉悦功能、移情功能，依次构成了美的功能形态发展史上的不同的历史阶段     

论中西美学"美"的言说方式的先在预设

关于“美”的言说已有千年历史,对此的研究更是一个值得探讨却让人倍感沉重的课题。中西美学五彩缤纷的“美是什么”的思考、追问与回答,可分为两种方式:叙述与描述。叙述是对“美是什么”的回答,描述是对“美在哪里”的回答。由于先在逻辑与提问方式的局限,“美”的言说方式尚不能无限接近美的本质。     

“丑恶描写”浅议

“丑恶描写”浅议伍一莎长期以来，人们一般认为美学就是关于“美”的学问，因而“丑”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排斥于文学描写的大门之外。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丑”是有美学价值的，丑恶描写也是文学作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美学”（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在希腊文...     

“神与物游”中“游”的美学意义

“神与物游”中“游”的美学意义赵海刘勰《文心雕龙》中《神思》篇云：“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在中国美学史上，“神与物游”已作为一条重要的美学命题而为历来文艺美学家们所注意，但历来注释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对“神与物游”命题的阐...     

庄子“无言之言”的言说策略与审美意蕴

庄子基于语言表达难以穷尽“道”之真义而提出“无言之言”的言说策略,强调一种随性自转、自性自适、自然无心之言,既不可执著于有形之物,也不可执著于绝对无象。“无言之言”呈现为一种审美生存方式,而非对语言的工具性、客观性利用;凸现出美的言辞决不是美本身,于创作、体验与欣赏过程中生发出鲜活的、生成性的言外之意,才是真正实现审美活动的标志。这种特有的言意观为庄子美学造就了开放、自由、无限的话语意蕴空间,对传统文论“言约旨远”、“无中生有”审美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试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思想

在承继20世纪50-60年代“实践派”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于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实践论美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提出了一种“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用“外在自然的人化”和“美是自由的形式”来考察“美的本质”;用“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和“积淀说”来论述“美感”;用“从形象出发”和“三层面”来分析艺术.走向“充实和完善”的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不仅表征了20世纪中国美学“从介绍转向理论建设迈出的一大步”,而且也使得李泽厚本人成为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首要代表.     

郭沫若对庄子美学的新开拓

沫若以泛神论及“艺术精神”对庄子思想的言说开启了庄子美学的新识度，将庄子美学由潜在的研究引出了地表。泛神论与庄子思想的融汇使郭沫若在庄子这里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扩张的自我是郭沫若赋予庄子的新意义；将庄子思想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是郭沫若独具一格的创造，虽是星星之火，但对20世纪庄子美学的发展来说，实有燎原之势。     

“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再思考

“日常生活审美化”进入我国学术界,最初是作为一种文化研究方法,目的是新的历史时期,开拓文艺学与美学的研究范围。它是“审美文化”研究的一种理论延续。伴着哲学研究的理论转向,美学向现实生活转向与开放也成为一种必然。在此理论背景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是对美学转向的理论概括与总结。它不仅仅是浅层面的物质审美化,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审美化,是一种美学发展的趋势。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提法,不仅指涉美学与艺术走向日常生活,而且重在强调日常生活审美化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这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下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论“味”

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味”与“美”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味”有三层涵义，它的本质在于它是作者创作时的刻意追求，是作品的精魂，是鉴赏者的终极目的。“味”的生成机制有三个条件：客体自身具有“原味”，主体鉴赏后品得“新味”，主客体发生联系的中介物“遇合机缘”。品味由低到高分三层：解味、玩味和创味。品位层次决定了主体在鉴赏中的不同级位。     

“美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批评标准

“美学的观点”不仅仅是一种批评标准吴晓平“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文艺批评的基本观点”。蒋培坤先生在《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研究》中对“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从批评标准的角度论证的，在国内所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面的论著和教科书...     

试探“书画同源”

“书画同源”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命题。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可以归结为：肯定说、选择肯定说和否定说等三种基本看法。本文既不同意否定说，也不简单苟同二种肯定说，而是认为“书画同源”大有深意。不仅指中国书画有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用笔技巧，而且其深处还指二者在创作上存在着为中国文化创造精神所一以贯之的共同的基本原则，包括共同的基本思维方式、基本建构方式以及对艺术意境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