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身体理论与女性主义

在传统哲学中,身体一直是不被关注的他者,一个不能表达的沉默者,一个空洞的符号。从尼采到福柯,身体被拯救了出来,地位凸显。福柯的身体理论,诠释了身体备受摧残与压抑的历史,从古典时期的肉体惩罚到现代的灵魂惩罚,让我们看到了知识与权力合谋对身体的规训。女性主义者深受福柯身体理论的启发,开始关注被操纵、控制、压抑的女性身体。在现代消费语境下,女性身体成为被看的对象、商品化的观赏物,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分析女性在当下的处境,提高女性意识是很必要的,女性主义任重而道远。     

“权力的本质其实是肉身的”——论莫怀戚小说中的“身体叙事”之二

肉体的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肉体化,是莫怀戚展开小说叙事的一大显著特征;文学和整个社会一样,它对身体和性的想像无一不是布满了意识形态、权力与文化的符号的陷阱.这种关于身体和性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符号预设,完全是根据权力话语的需要来进行建构的;权力建构既有随心所欲,即所谓灵活性的一面,同时又有顽固保守,即所谓坚持原则性的一面.权力回复到肉身化,是权力本身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更加重要的是,权力的肉身化归位,是引发和带动全社会回复到肉身化世俗欢愉盛景的关键和前提.     

身体·性·忏悔 ——评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

日本新华侨女作家陈永和以“女扮男装”的“我”叙述历史,通过“身体”书写特殊时期底层人物的命运,审视身体与身份、权力、性的重重纠葛,特别是揭示了从性虐到享虐的女性悲剧。不同于往常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一九七九年纪事》,以身体性忏悔的冷静,对当今社会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可以说这是日本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所奉献的一点“收获”。     

“五四”时期女性身体的美学建构--以1920年代《妇女杂志》为中心

“自然的”女性身体总会受到时代精神的深刻规约。“五四”作为充分造就现代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女性解放的开端。考察这一时期以《妇女杂志》为主的公共舆论可以发现,女性从服饰到头发、乳房,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话语角力的场所,由此建构起了“五四”时期女性身体新的时代美学。同时,“五四”主流话语对女性身体的文化建构也为新文学对女性的文学想象与叙述提供着现代性的思想资源。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男性革命文学话语的滥觞——女性视角下的《洪秀全演义》

《洪秀全演义》中的女性观将“国”凌驾于女性之上,视女性为低等性别,无视女性权力,是穿着革命外衣的男尊女卑的变体。它虚构了两类女性：“该死”的“婆娘”和“听命”而嫁的“女英雄”,前者是于“国”“无用”的传统女性,统统在故事中间死去,如果她“淫荡”或妨碍反清大业,则要被杀死或自尽;后者是于“国”“有用”的革命女性,对敌人,她是所向披靡的“女英雄”,对领袖,她是“听命”而嫁的“乖妹子”,人格严重分裂。两类女性背后都站着一个自高自大、冷漠自私的革命男性,而她们在后世的革命文学中一再出现,因此《洪秀全演义》并非“民主革命派的扛鼎之作”,而是革命男性的厌女之作,是男性革命文学话语的滥觞。     

女性身体的后现代处境——从消费文化视角解读《简·萨默斯的日记》

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身体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的彰显。身体成为资本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及对象。在参与资本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身体演变为可以消费和交换的商品符号,个体简化为身体,人的存在被客体化为“物”的存在。多丽丝·莱辛的小说《简-萨默斯的日记》中两位主要女性人物简和莫迪的处境揭示了这一语境下女性身体的尴尬处境和女性的生存困境。     

土改文学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在土改文学中,女性身体从传统势力的桎梏中获得了解放,而在革命前提下身体获得的自主是有限的,女性仍然难以摆脱对男性主体的依附。女性衣着的新旧更迭象征着女性的翻身,革命身体不能被物欲所支配,必须在劳动中不断接受驯服改造。革命对于身体的改造永无休止,而女性身体开始隶属于国家所划归的阶级身份,成为革命理念的载体。     

蒋韵小说的女性主义性别美学观照（续）

在当今众多女作家中,蒋韵以其多产、低调和特立独行而在近年来逐渐引人注目。在她30年间创作的大量中、短、长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女性小说精品。以作品论的形式和文本细读的方法,从性别美学视角切入,具体分析《栎树的囚徒》、《上个世纪的爱情》、《走入深渊》和《心爱的树》这几个小说文本,可以看出其作品的若干特征：以女性个人本位的创作视角彰显出无所不在的权力对家庭女人生存命运的主宰;在爱情与权力“面对面”的语境中表现爱情的短暂与脆弱;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人身体的征服欲与占有欲以及面对权力所出现的驯服与不驯服的身体;在女性日常生活根基中融入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表现出同一历史时期中作为“个人”的不同的女人和男人,并把一个个关于日常生活,关于爱情婚姻,关于家庭,关于背叛与出走的小说叙事,提升为关于珍惜生命关于爱和救赎的具有生命哲学意味的女性小说。     

蒋韵小说的女性主义性别美学观照

在当今众多女作家中,蒋韵以其多产、低调和特立独行而在近年来逐渐引人注目。在她30年间创作的大量中、短、长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女性小说精品。以作品论的形式和文本细读的方法,从性别美学视角切入,具体分析《栎树的囚徒》、《上个世纪的爱情》、《走入深渊》和《心爱的树》这几个小说文本。可以看出其作品的若干特征：以女性个人本位的创作视角彰显出无所不在的权力对家庭女人生存命运的主宰;在爱情与权力“面对面”的语境中表现爱情的短暂与脆弱;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人身体的征服欲与占有欲以及面对权力所出现的驯服与不驯服的身体;在女性日常生活根基中融入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表现出同一历史时期中作为“个人”的不同的女人和男人,并把一个个关于日常生活,关于爱情婚姻,关于家庭,关于背叛与出走的小说叙事,提升为关于珍惜生命关于爱和救赎的具有生命哲学意味的女性小说。     

谁在操纵着女性身体的美——关于女性身体审美现象及审美意识历史流变的考察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关于女性身体的审美意识大致经历了生殖审美、男权审美和商业审美三个主要历史阶段。人类繁衍的需要使女性身体开始对象化,并由此使女性身体成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对象而贯穿于人类的审美进程中,原始人类对女性身体美的理解就是建立在生殖基础上的一种认识;到了男权时代,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男性按照自己对女性美的理解来塑造女性身体,使女性身体呈现不同的审美形态;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女性走出了男性审美霸权的桎梏,但过分的审美追求,女性身体审美又落入了商业操纵的怪圈,商业文化的美丽诱导,最终使女性身体成为商业审美的符号。     

中国共产党民主反腐的基本历程与经验

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坚持的重大政治斗争。在党的历史上,始终坚持民主反腐的原则,以民主制度、民主形式、民主手段监督和制约权力,探索遏制权力腐化的有效办法与体制机制。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主反腐的表现形式不同,积累了大量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成为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丰富镜鉴。     

身体、符号及其能动性

借助符号学的推动,“身体”以其社会建构的身体观与诸多领域相关涉而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反之,“符号”也因其对身体的建构而后来居上,成为社会批判、权力诊断、文化分析的基本要素。然而,“身体”在借“符号”而显的同时又构成了“隐”的困境,即符号建构中的身体是一个沉默的、无声息的身体;在符号学的话语实践上,这一困境表现为话语决定论中的“能动性难题”。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以其“操演”理论试图在话语符号系统内部解决福柯、拉康等社会建构论者中所包含的能动性难题,但其最终所提供的策略--“作为被排除之物的身体的破坏性回归”--又构成了其身体建构论立场的反对项,这一悖谬或许促使我们应在一个新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身体的肉体性。     

《革命时期的爱情》虐恋关系中的性政治

《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虐恋意在对权力进行揭露和解构,广义的"权力"包括男权,用性别视角来分析,在《革命时期的爱情》的虐恋关系内部,女性并没有从男权之中解放出来,即性政治存在于具有揭露和解构权力的作用的虐恋关系之中,这说明王小波对权力的解构并不彻底。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当代“性叙事”的话语形态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从前 30年中被打扮成“革命感情”、“阶级友谊”到 80年代的“性启蒙” ,再到 90年代商业经济背景下的女性身体写作与欲望写作 ,“性叙事”的生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消解神圣”与“除蔽还原”的过程。与之相应 ,也出现了五种叙事话语形态———国家神话、启蒙话语、权力话语、私语独白、复调话语     

荣辱观历史发展轨迹探析

“荣辱”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其内涵会随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其荣辱的内容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荣辱观是与“仁”、“礼”、“义”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突出了荣辱观的阶段性;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荣辱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体现在道德建设和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八荣八耻”的新荣辱观是对以往荣辱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总结与发展,对促进人和社会协调进步与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塑造国际贸易规则的符号权力——以公平贸易为例

符号权力是通过塑造符号在社会主体内部建立认同的一种话语权力，是美国塑造国际贸易规则的关键力量。符号权力在国际社会主体间不均衡地分布，该权力的行使需要以特定符号为载体，选择的符号兼具正当性、非中性与模糊性；符号权力的行使主体通常通过符号选择服务本国利益，通过概念分类实现行为分类，通过附加标签实现群体分类，通过制度化提升权力合法性，通过沟通互动促进符号和规则的内化，再通过利益扩散协助建立自身权威。美国长期利用“公平贸易”符号塑造国际贸易规则，并依据不同时期的利益诉求为“公平贸易”赋予不同的解释。美国的这一实践恰好体现了符号权力的内在特征和形成机理，因而构成了美国行使符号权力服务国家战略、塑造国际规则、打击竞争对手的成功范例。未来中国应有取舍地学习美国符号权力的运用方式，既要积极对接符合本国改革方向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也要对缺乏正当性的符号内涵进行反思与再解释，还要主动提出标识性符号并推动国内、国际制度创新，争取在既有国际贸易规则的重构和新规则的创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论鲁迅小说的女体诗学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身体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鲁迅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先觉者,女性自然成为其启蒙对象。鲁迅小说通过对女性规训的身体、无欲的身体、失语的身体叙事和描写,呈现出一种“无人”、“无名”、“无我”的身体存在处境,控诉了专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身体禁制与精神戕害。鲁迅试图摸索出一条女性身体出走之路,使其摆脱家庭伦理和男权社会的“铁屋子”,重新获得女性的生存权利与生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