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性跨越——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意义和关键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人民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终于辟出了一条法治化的通道;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认识上突破性的发展深化。其意义不亚于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一、社会主义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法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家的分类是多重意义的。“人治”和“法治”所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形态问题,即依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的问题。“人治”是把治理国家的希望系于最高统治者或者领导者的圣明和贤能上,而“法治”则是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人的素质更能靠得住。“法治”并不排斥领导人个人的权威和作用,而是认为这种权威和作用必须置于法律之下。“人治”也并非绝然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法律必须服从最高领导者的意志和权威,领导人的话就是法。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法治”的含义应当准确——与张春生、阿喜两位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要准确地把握法治的含义，必须正确处理法治与法律、法制，法治与专制、人治的相互关系，法治的基本内涵与标志是民主政治与法律权威；与专制相结合的法制不是法治，只是人治的形式之一。法治的实现离不开道德的支撑，但将“法律全都转化为道德”的社会不是法治社会。法治需要弘扬优良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在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民主、法治与廉政

反腐倡廉是政权建设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只有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必须健全法律制度和转变思想观念。一、民主是实现法治和廉政的前提自从有了国家以来，治国之道就有两种；一是搞人治，二是搞法治。人治是专制制度的体现，法治则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在数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人治社舍里，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就像瘟疫一样始终伴随着国家的肌体。千百年来，百姓无不盼望廉政，而腐败却始终围绕着历代王朝。人人皆知国家兴于俭、亡于奢，…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民主政治宪法特征论要——对法治实践问题的宪政理论反思

民主政治是当代法治主义国家立国治政的根本原则.然而,民主政治赖以有效实践的可操作性宪法特征是什么?民主政治与宪政、法治及法制之间的实在法理逻辑关系又是什么?这是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为探求我国法治化实践的内在逻辑,本文着力研究并求证了民主政治有效实践的宪法性法理基本特征,并慎审、关联地考察了民主政治与宪政、宪法、法治与法制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法理逻辑关系.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法治化的根本问题

郝铁川教授在其《冷静、理性地看待依法治国》一文中指出：“西方‘法治国’的目标主要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行动实现的,而中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则是由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地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的。……世界上还没有在一党颌导下成功地实现‘法治国’目标的先例,但我们必须创造这方面的经验。”①诚如所言,中国的“法治国”进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这既是中国法治区别于西方法治所独有的价值蕴含,更是中国法治化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这就提醒我们,在中国实行法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化进程得以顺…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 ,应当要处理好法制变革与社会发展 ,法制传统与现　　代法治 ,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 ,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矛盾关系。法制变革应当要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化建设同步进行 ,应当吸收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吸纳他国法律文明的先进因素 ,在现代法律制度建构的同时 ,特别应重视现代法律意识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这些均是中国法制变革应当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     

执政党与国家职能权力的三维剥离及执政权的实现

党对国家的领导体现于执政权的有效实现 ,因此 ,在确立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根本治国方略的今天 ,党的执政方式必须要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法治化的要求。党政分开固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但这并不能盖全当代法治原则对执政党执政权实现的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依据我国具体情况 ,执政方式转变之首要 ,应将党与国家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维职能权力施以科学剥离 ,确保执政权实现的法治化     

走向“法治之治”——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治”及其发展趋势

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走的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政策之治”的存在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社会保障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领域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理清;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在中国实现的条件不足等。文章最后提出“政策之治”是暂时的,“法治之治”才是必由之路,走向“法治之治”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理性意识。     

先秦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的比较认识

先秦的政治文化思想中,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两者本质意义的认识,现代以来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有本质区别,如梁启超先生曾说：“当时所谓法家者流中,尚有两派与法治主义极易相混而实大不同者,一日‘术治主义’,二日‘势治主义’。”“术盖为法家所最恶。”①持这种观点的人数较少,而且尚未作比较具体的分析工作。另一种观点影响较大,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术”是对“法”的补充和强化,是法治主义历史发展的要求。笔者以为,从思想观点、思维要求和源流关系这些学理上看,两者有本质区别;在当前民主和法制…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先秦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是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在事实上又是没有法制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有系统的法治理论却没有法制传统与民主规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应该从传统法治理论本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求。     

依法治国的内涵及其实施

法制的“制”与法治的“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很大的区别。按照法学界通行的观点,“法制”一词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法律和制度的统称;二是依法办事的活动;三是完备的法律制度与依法办事的结合体。但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法制,都与现代法治的涵义有本质的区别。...     

论行政法制基本原则

行政法制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实施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推进行政法制化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因其规定着行政法制的方向并宏观控制着行政法治化过程而被称为基本原则。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包括立法和执法面前人人平等，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并行，权力与权利相平衡和统一，公平与效率相协调。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蕴含着现代法治精神并昭示着法治的一般要求，将引导和规范着行政逐步走向法治行政。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