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人权保障的理念应作为其基本价值指导思想。为此,要改变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构建一个更完整的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体系,使刑事诉讼法作为人权保障法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积极谨慎刑法发展观的再倡导——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刑法发展的方向是经久不息的理论话题,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两种立场争执一直难解难分。《刑法修正案(十一)》体现的刑法积极发展趋势,引起了消极刑法观的批评和诘难。积极刑法观与消极刑法观的分歧主要源于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两种刑法机能之间的内在紧张。虽然人们喜欢以"积极"和"消极"截然二分来概括刑法发展的立场,两种立场也都不乏理论支撑。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充满新旧纠缠与矛盾,理性的分析需要左盼右顾,现代刑法发展中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两大支柱始终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对峙,纷至沓来的问题也不会消停,任何刑法理论都应该具有一定的时代张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应该相互容纳和弥合,消极不应停滞,积极不能冒进,积极发展中仍须审慎。     

承包地退出规则之反思与重构——以《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改为中心

农地“三权分置”视阈下,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和土地承包权的有效退出是缓解农村人地矛盾、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两种不同思路。鉴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尚未形成且功能有限,形塑承包地退出机制确有必要。土地承包权是兼具财产和身份要素并承载社会保障功能的复合型权利,由此决定承包地退出必须慎重对待。在立法体例上,应坚持土地承包权退出事由法定原则,同时厘定承包地收回“原则禁止与例外允许”二元模式,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收回事由。在立法内容上,完善自愿交回和依法收回规则,承包地自愿交回在法权关系应表达为土地承包权的抛弃或转让,抛弃土地承包权须以丧失集体成员资格为前提,土地承包权转让给发包方以不超过剩余承包期限为原则,不影响农户成员资格和再承包权,应成为主要退出方式。“依法收回”可分为身份性收回和非身份性收回,身份性收回包括因户口迁移引起的收回和因承包方全家消亡绝户而收回,非身份性收回又分为因承包地灭失、承包地被征收而收回。为保障土地承包关系“大稳定、小调整”的格局,构建承包地退出制度的法定事由和程序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刑法的修改取向

本文认为，我国刑法的修改除了坚持科学性取向外，还应坚持民主性和全面性这两个取向．在民主性取向方面，表现为应彻底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并使之法律化；同时还应加强对公民个人权益的刑法保障，以及增强刑法修改过程的民主性．在全面性取向方面，主要是在刑法中应增加解释性条款，增设刑罚的执行方法，并扩大刑法的调整范围，适当增设新罪名．     

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认定及刑法规制 ——以FIBA篮球规则为切入点

我国竞技体育赛场中的恶意犯规频繁出现。从2010年至2019年中国篮协与中国足协作出的133个“违规违纪处罚决定书”可以看出,若抽离出竞技体育赛场,部分恶意犯规行为已完全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而行为人却并未承担刑事责任,这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产生了错误的宣示效应,阻碍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刑法的缺位源于刑法理论的错误适用及竞技体育行业的过度自治。恶意犯规的本质为故意伤害,对恶意犯规的认定要在具体竞技体育项目的语境下进行。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与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刑法的介入应当以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为宗旨,只有满足相应前提条件、时间条件、主体条件、限度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才具有正当性。在《民法典》确立“自甘风险”原则、促进全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背景下,建立事前预防、事中介入、事后处罚的长效机制才是惩治竞技体育恶意犯规的基本路径。     

亚洲主义思维与现今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以中日关系为轴心

亚洲主义是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一种日本社会思潮和运动,其基本特点是主张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人联合体,以对抗来自西方的白种人的入侵,到20世纪前期则演变为日本向亚洲武力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战后,亚洲主义的意识依然残存于一部分日本人心中,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日本却对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持冷漠的态度,甚或提出与之相抗衡的海洋性亚太联盟的设想,其基本的动机则是试图保持日本在该区域中的主角地位,思想源流与先前一致.     

单位毒品累犯认定的刑法根据与适用

单位毒品累犯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刑法界迄今为止对之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其实 ,新刑法第 30、6 5、10 1、35 6条等有关条文都可作为单位毒品累犯存在的刑法根据。根据新刑法的有关规定 ,单位毒品累犯不仅有单位毒品普通累犯 ,而且有单位毒品特别累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在其认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符合有关犯罪、刑罚与时间三个方面的限制条件 ,在其处罚的刑法适用上都必须遵守从重处罚原则     

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

刑法因果关系既涉及定罪,也涉及量刑,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又难以把握的复杂问题。理论界多为争论而少共识,未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指导。坚持理论服务实践的原则,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界定构成刑法因果关系之因、之果及二者关系,将为司法实践归纳、总结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和判断规则。     

环境警察制度构5建的理念嬗变——以《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为视角

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严峻,接连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和配套的司法解释对污染环境罪的入罪标准和具体适用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关于该罪的主观方面仍然存在争议,给公安机关的环境执法工作造成一定困难。要更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环境警察制度成为大势所趋。制度的建立非一日达成,执法依据、方式的确定、机构如何设置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实现刑法现代化的关键首先在于实现刑法理念的现代化,我国目前应该树立权利本位刑法观、坚守刑事法治、保持刑法谦抑。结合目前刑法运行的实践,这三个理念应该取得符合现代刑法运行实践的合理内涵。     

论我国刑法的一个体系性困境——以中德刑法比较为视角

在其他构成要件满足的情况下,结果犯是“以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典型的犯罪完成形态;与之对应,行为犯是“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为成立要件;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结果犯以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而构成“既遂”,行为犯则不要求这一点。     

论我国刑法中关系人受贿主体——以刑法的实质解释为视角

针对“关系人”受贿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和以往的若干司法解释奉行“问题主义”的思路，先后引入了“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人”这样内涵模糊无法明确界定的术语作为犯罪的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实践中令司法陷入不能适法的境地。学者们多从形式侧面对上述术语进行解释，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要准确有效打击“关系人”受贿，应对主体进行实质解释，并用“关系人”统一主体。     

论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

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生产方式的运用,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现代社会正步入如德国学者贝克所言说的＂风险社会＂。就刑法而言,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的疆域已经扩展到风险规制的领域,从而＂风险刑法＂理论应运而生。在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的探讨上,从刑事本体性、刑事现实性和刑事政策性三个维度寻求了风险刑法理论的正当性根据,从而期待风险刑法理论得到更多刑法同仁的认同。     

论我国刑法的一个体系性困境——以中德刑法比较为视角

在其他构成要件满足的情况下,结果犯是"以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是典型的犯罪完成形态;与之对应,行为犯是"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不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为成立要件;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结果犯以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而构成"既遂",行为犯则不要求这一点.     

论以事实为根据原则

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 ,司法改革的全面展开 ,对传统的法学理论、立法规定 ,及司法实践予以猛烈冲击。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也面临挑战。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传统含义及利弊进行评析 ,并对该原则进行重新释义及定位 ,努力探求司法公正的崇高价值—案件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最大程度地吻合。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保障人权

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结构及刑事诉讼运行机制等核心范畴与人权密切相关,科学的刑事诉讼程序必然体现人权精神,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从立法目的、诉讼结构、运行机制等方面作出修改与调整,以适应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