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儒学的现代性与东亚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儒学的“仁爱”原则、“和而不同”理念以及“大同”之理想具有普适的超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在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倡导儒家的智慧良知。儒家是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全球化语境中老舍创作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彰显与融合

老舍的作品既含有本民族文化、文学的独特价值,又建有与外民族读者欣赏需求相沟通的渠道,展现了在人类文化、文学进入多元并存、交流互动时代强有力的外向冲击力,他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     

博物馆陈列设计中的现代性和民族性

博物馆是为大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机会的场所。而陈列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是博物馆特有的语言。我国现有的不少博物馆中,在陈列展示设计方面存在着与文化内涵背离或脱节的情况。本文主要阐述的,就是要将陈列展示与博物馆的民族性相结合,强调研究博物馆的陈设展示设计中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提倡陈列展示设计的准确＂定位＂,达到陈列与文化内涵相统一,让博物馆的陈设展示设计充分体现民族文化内涵。     

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一种包容关系的体现

哈贝马斯认为文化现代性是对生活世界的宏大、完整的规划,而审美现代性只分担着此规划的交往任务,即两者是包容关系。包容关系的形成,既在于审美现代性由于自身原因而无法担负重要责任,更在于文化现代性从事着关系现代性声誉的宏大事情,结果前者只能屈身于后者包容之中。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那里,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平等关系,而哈贝马斯依靠"交往"将两者重置为包容关系,并且他以趣味来评定艺术地位,这影响了其第三代,如霍耐特提及文化但忘却了艺术,这是该学派发展的遗憾之一。     

论儒学复兴的当代意义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根本在于儒学自身的理论品质与文化个性符合生命的本性,为人性所必须,从而必然复兴。首先,儒学是延续中华民族生命与文化血脉的需要;其次,是解决当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需要;再次,是实现当代中国人个体生命安顿的需要。     

生活:本源、展开及其意义——关于“生活儒学”三个问题的讨论

生活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创构,强调生活作为本源,是爱与思(情感与领悟)同生活本身的浑融一体,其中蕴涵着以当下之行动作为真正本源的意义;而在一无所有的生活本源中,经由思而生成人和万物(主体与客体),最为重要的是重建以个体主体为本体的本体论,这是富于哲学洞见的致思进路;同时,生活儒学在哲学、生活本身与儒学的关系上,尽管皈依于儒学的价值立场,但因为其哲学进路和对于生活本身的强调,使得生活儒学具有不同于原教旨主义儒学的深刻性与开放性。     

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的对话

2017年4月25日,应尼山书院邀请,中国儒家学者、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先生与美国儒家学者、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哲学系教授安靖如先生共聚济南大明湖畔,以"中美儒学对话: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为题举行对话,共同探讨世界儒学发展方向。安靖如先生是西方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提出"进步儒学"(Progressive Confucianism)理论,以表达对儒学发展方向、理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把儒学理解为一个活的、发展中的传统,强调进步儒学最重要的方法论概念是"有根的全球哲学",即儒学的发展必须既是源自儒家传统的(有根的),又是敞开的(全球的)。黄玉顺先生所创立的"生活儒学"理论,意在发掘儒学所蕴涵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地域的观念。生活儒学突破"形上→形下"的观念架构,揭示"生活存在→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的观念层级,强调回归生活本身及其仁爱情感,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和形下学,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对话过程中,两位儒家分别阐述了各自理论的创构背景、方法架构和核心观念,并且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深入地互动交流,在展现了各自独特的思想个性的同时取得了广泛共识。特别是在儒学发展之"有根的"立场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上,"进步儒学"与"生活儒学"可谓高度一致。     

沈从文创作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从文的创作中对生存经验的复杂关照和对审美体验的丰富传达 ,使文本具有一种新旧杂陈的繁复的美感内涵 ,建立起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沈从文的湘西风情小说 ,民族性与现代性合二为一 ,其现代性借民族性来实现 ,民族性在现代性中获得存在的理由。他的存在意义在于 ,对中国的现代性选择而言 ,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论现代性与儒学之间的破与立——以价值哲学的中西文化对照为视角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随着人的存在价值的改变而改变,人与人、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现代性背景下,人成为工具理性实践的根本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事实,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却否定了自然存在的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形成主客二分的关系,科技、知识、自由带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决裂;人被利益和欲望所绑架,德性缺失、没有自由、无力创造,人成为所谓"单向度的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由文明冲突转化为文明对话,展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气魄;充分利用儒学价值资源,建构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价值存在的人类文明世界显得如此迫切。     

"现代性"批判——关于现代性的几点元思考

鉴于人们在"现代性"的名义下谈论的具体内容或对现代性的潜在理解多不相同,为了能够认真对待所谈论的现代性,以及有效地展开对话,本文根据语言实践中对"现代"以及相关术语的实际使用,详略不等地揭示与考察了"谈论现代性时"所涉及的一些前提性问题(主要是和现代性的实质、类型、评价有关的前提性问题),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关注。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现代性、民族性、娱乐性——新时期以来影响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三面旗帜

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艺术在一系列理论论争的基础上,先后树立了追求现代性、民族性、娱乐性的旗帜,使中国电影在艺术形态、美学风格、产品结构以及产业体制各方面或调整变革或丰富完善,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全面发展.中国电影未来的发展方向仍将是现代性、民族性、娱乐性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当代儒学的五种形态

在当代中国儒学史上,内容不同、特点各异的开展儒学的形态已然形成,主要包括: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这五种儒学形态的形成,不仅有其深厚的理论意蕴,更有其深刻的实践意蕴。它们既是对中国现代性价值资源的探寻,也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性调适,因而其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追求,而是一种在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张力之间对儒学的创新、对生命的安顿、对民族的铸魂之伟大实践。     

反思“儒学复兴”的内在困境及其存在价值

近年来,儒学复兴的声音日渐强烈,在这些声音中,有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值得警惕。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文化的传承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一味复古与全盘西化同样不可取。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应该为当下的人类提供生存智慧,真正的文化复兴不应仅限于儒学,而是需要实现中华文化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性转化。     

现代形式与儒学精神——在比较中寻求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发展与重建

中国美育现代性诞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发性的矛 盾运动之中,在西学东渐与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知识学形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文 化、教育机制中得以全面拓展。但是 ,民族语境的差异、现代启蒙的曲折,导致现代人知性意识的残缺乃至德性精神的失落。因 此,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变革儒学并张扬其知性精神,重塑现代民族的文化根基,是发展 与重建中国美育现代性的必由之路。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儒学的价值系统与当代挑战

儒家的价值系统一直是中国文化中主流思想的形塑者之一,并且构成了文化中个体生命意义的传播者,它蕴含了人性论、价值观与历史观,形成中国文化的血脉基因。但至今日科技挂帅,数字生活与人伦疏离的现代社会,儒家究竟何去何从?在今天是否能有其继往开来之角色扮演,本文试从传统文化情境过渡到现代社会,厘清儒家的价值系统与个人生命、民族生命之关连性,进而探讨面对此种变异局势之际,儒家哲学的变与不变之观点,是否还有其提供现代生活参照的价值意涵,同时诠解儒家所需修饰补正之观点,当可肯定儒家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