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的主体性发展困境与出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数字劳动批判

信息技术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必然会带来新的颠覆性革命,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地改写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数字资本为载体的数字劳动也是驱动数字资本增值的动力,并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数字劳动的治理体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数字劳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符码逻辑和物化逻辑,被技术拜物教捆绑的数字劳动者在主体性发展方面陷入能动式微、发展失衡和建构混乱的困境。将数字劳动者置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可以发现,数字劳动者只有彻底脱离异化和剥削,回归到以劳动为第一目的、以交往为第一需要的主体发展状态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个人本质的全部占有。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拒绝数字技术所引发的科技革新和社会进步,而是在广泛运用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克服数字劳动者的异化状态,充分促进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     

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透视

“劳动价值论”当代价值的重新激活,需要建立在对以数字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观照之上。 “活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唯一来源这一论断,正在面对着以“无人工厂”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挑战;以数字劳动为代表的劳动新形式也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程度进一步加深。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劳动产品形态、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者自身等正在发生的变化,仍需要回到价值生产领域之中,立足于资本主义劳动和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和方法,把握数字技术与社会现实生产方式的复杂关系,从而深刻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与特征。     

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数字化个体"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富裕.     

生产关系再生产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

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是马克思理论逻辑的重要转变,也就是从生产关系再生产入手,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从根基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颠倒性的内在根源。但他既不是从外在的人性尺度来痛斥这种物化现实,也没有停留在交换关系物化的层面上,而是将其推进到生产关系的高度,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出发,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颠倒和物化现象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这表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奠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之上的批判历史观,单纯地立足于交往关系或主体间性来解释或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     

需要·劳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生产之镜》看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理论的曲解

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和需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劳动产品、劳动、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四个方面的异化,形成了自己的资本批判逻辑;鲍德里亚则在《生产之镜》中力图用象征交换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劳动概念及其分析方法,重构一种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本文认为鲍德里亚在解构马克思理论的过程中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刻意歪曲,其资本批判理论只有审美意义.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文本解读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原因,适应了当时的客观需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有关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问题表达了看法。在文中,马克思运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论,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以前人类历史上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关系及其各自的特点,分析了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及其解体的原因,发现了资本关系形成的前提条件,并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价值、局限与出路新探

青年卢卡奇通过“物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组织化与全面扩张,从而为后人揭示出社会批判的新方向,这种洞察力无疑是其理论真正的价值所在.但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对象化”与“异化”的混同,而这一缺陷使得青年卢卡奇与其后继者的思想囿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最终使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遭遇到无法突破的困境.列宁的“灌输”策略一如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再成功证明的那样,借助于新形势下适当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对唤醒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困境具有重要价值.     

描述历史规律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略论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主旨

从马克思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于"市民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基础上的。虽然在研究中他也从现实的经验基础出发,但是他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处理这种经验材料。他用黑格尔关于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方法来叙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劳动的分析来探讨历史发展过程,而劳动的分析最终又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入口。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而且把这种唯物主义体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实践的唯物主义又在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中深化了资本主义批判。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批判的批判哲学。     

自觉保持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协调发展——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中,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科学地论述了关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虽然《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由于任何社会生产过程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特殊的社会形式的统一,如果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一般理论,就远远超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曾指出:“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决不只限于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它同时还包含有对于一切社会形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生效力的许多关于再生产的基本原理。”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看,斯大林的这一评论也是十分正确的。这里,我就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协调发展问题,谈以下几点学习体会。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拜物教性质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理论界长期没有形成共识,其原因是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其生产关系的颠倒表现.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经典表述中,将两者分开单列.通过透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拜物教性质的表象,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实质及其相互作用,并以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拜物教性质的表象和假象做出科学解释,对集中反映拜物教性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意识做了深入批判.在理论批判上,把资本主义生产颠倒的社会形式再颠倒回来,是《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算法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算法革命”作为一种超越以往技术创新的生产力革命,重塑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生产力要素及其内在结构,即数字劳动成为人类劳动的一种新形式,数据成为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新劳动对象,数字劳动资料成为人类劳动资料演变的最新形态。然而,私有制主导下资本主义仍然以掠夺剩余价值为根本目标,并无法形成真正的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的先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且形成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中的算法监控、交换关系中的算法垄断、分配关系中的新不平等及消费关系中的算法歧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算法革命”具有相统一的进步性和动态适应性,为“算法革命”的发展提供了进路。     

剩余价值与物自体的生成逻辑——源于资本生产的现代性形而上学

物自体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性生成与理论形态的实体性外观,这表明它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物化背景下才可能呈现.物自体就是形式理性对剩余价值的物化认知,其生成逻辑同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使用价值转向价值形态,再到剩余价值研究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它的产生是形式理性对现代性的把握从自然领域转到交换领域,止步于资本生产领域,理性自身逐步膨胀、亦逐渐萎缩的过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交换逻辑批判.物自体暴露了从交换原则出发理解现代性的困境,实践理性处在从交换逻辑向生产逻辑转换的关节点上.     

新技术革命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它已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所发生的三次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应发展的历史所证实。这次新技术革命同样也将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某些调整,这种调整从近期看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又将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技术革命涉及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这里既包括劳动手段,也包括劳动对象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垄断资本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必须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在可能的范围内变革劳动组织形式,改善管理方式,并对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进行某些调整,同时新技术革命还会导致产业结构的改组。 就这次新技术革命的特点和技术自身的进步状况看,这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数字劳动异化及其扬弃——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实质。在数字化时代下,新的劳动形式也应运而生——数字劳动。然而,数字技术在资本的渗透下,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仍被资本逻辑宰制,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劳动异化转变为数字劳动异化的当代形式,其异化样态越发隐蔽和深刻。对此,我们需要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唤醒人的类主体意识、推进数字资源共享、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以此扬弃数字劳动异化,促进数字劳动解放和人的本质复归。     

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马克思社会关系物化理论探析

异化和物化是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分析社会关系异己性的两种逻辑。马克思分析了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成为了异化的社会关系,并深入到社会关系发展的三个时期中探究了社会关系物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区分了社会关系物化的两种表现形式,并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用劳动二重性原理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实现了对社会关系物化现象的解蔽,揭示了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是社会关系物化发生的最终原因。     

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态，主要以商人、高利贷资本（这里所称的“资本”无非是货币财富的代名词而且）的形式生存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个社会历史阶段。货币变为资本的关键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之俱来的产物。但在此以前，很早就存在劳动力的买卖现象，其中一些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完全的自由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表现为劳动者同其占有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并由此导致旧生产方式的解体。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分离”呢？中、外历史上不仅一直存在丧失生产条件的劳动者，…     

数字劳动与虚体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生产逻辑及其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支撑的虚体生产日益上升为关乎社会关系和生命过程生产的重大时代性问题。从根本上看,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与数字资本的本质规定和特殊功能相适应的一种新型劳动形态。建立在数字劳动基础上的虚体生产,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主体生产的普遍中介形式。虚体的全面介入为主体生产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张力,并衍生出更具普遍性和弥散性的数字异化。现阶段的虚体生产呈现出一种以技术主体性为表现形式、以资本主体性为根本规定的扩张态势,这种态势貌似是在给主体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便利条件,实际却加深了资本逻辑对人的个性和欲望生产的抽象统治。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应将数字权力批判作为自己的当代课题,并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探索数字正义社会的建构。     

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剥削的正义批判

针对21世纪出现的数据价值化问题，加拿大学者斯尔尼塞克提出“平台资本主义”概念，用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增殖的现象。平台资本主义包含隐匿性的数据剥削，包括数据生产资料剥夺、强迫劳动和劳动异化等问题。在数据剥削过程中，平台资本主义中建构了一种影响社会正义的劳动结构，对数字劳工进行抽象强制和剥夺，使数据剥削失去了正义性。因而数据正义建构的指向必然是解决由数字用户生产的数据为平台资本无偿占有的问题，实现数据的全民共享。这需要从源头上抑制数据被资本操纵的内生力量和运行机制，加大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建设数字平台的力度，明确数字劳工的数据产权，对资本平台进行“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和“数据交税”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