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论冯友兰的晚期道家观

冯友兰是程朱理学一脉的现代新儒家学者,但对非儒学术尤其是道家思想也很重视,提出了自己完整的道家观。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冯友兰的道家观分为早晚两期。冯友兰的晚期道家观对先秦道家的合法性、道家的起源和发展、老子哲学、庄子哲学、稷下黄老之学等问题和学派进行了系统阐释,这对深入把握道家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酷儿理论面面观

酷儿理论 (QueerTheory)是 2 0世纪 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性理论。“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 ,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     

由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关系看马一浮的儒学修养体系

宋明儒者自张载后,一直有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关系的讨论。马一浮先生作为20世纪著名的儒学大师,自不能绕过这个问题。他自觉到了闻见与德性因地上的分别,并通过见性尽性,达到了果地上的融通。在见性与尽性上,针对两种人分别了两种方法,于两种方法中又分析了见性与尽性的关系:全证中的统一与分证中的统一。于儒家心性学的现代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现代化:重新审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论战

前人从未从儒学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战.学衡派是早于20世纪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形态,学衡派弘扬儒学有双重目的:一是对新青年派偏激的反孔思潮进行反拔,二是努力还原被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尊孔所遮蔽的儒学精义.后一个目的常被学界忽视.学衡派主要借助白璧德等人的学说发掘儒学的人类文化价值,运用新人文主义解读儒学基本理念.在实践中他们努力追求“执中”原则,却失败于与新青年派的论战.     

“现代新儒家思潮”首次学术会议简况

“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之一,课题组于1987年9月9日至12日在安徽宣城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暨工作会议。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十五个单位的十七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课题组负责人南开大学方克立教授和中山大学李锦全教授主持。会议着重从宏观上对现代新儒家思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围绕着“现代新儒家”概念的界定,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形成原因、发展阶段、作用、影响以及代表人物等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了思想,进一步加深了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认识,明确了本研究课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的代表认为,所谓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     

论社会信息学的发展

文章分析了社会信息学的两种观点:列宁格勒克鲁普斯卡娅国立文化学院的作者集体所发展的观点(下简称观点-Ⅰ)和本文作者提出的观点。作者阐发了社会信息学观点-Ⅰ(以社会信息过程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的社会交流类总括性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原理和思想及其与科学信息学的关系。作者在分析“社会信息学”这一概念的新观点时指出,这个概念的内涵包括社会与信息学(首先是信息化过程人道化)相互作用的规律、信息社会形成的规律。文章还论述了社会信息学两种观点的基本区别并指出它们在理论方法论层次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从宋明理学理欲论看儒家伦理重心的转向

伦理思想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在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伦理思想同其它别的思想一样,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从其中一个方面———伦理标准,论述从先秦到宋明,儒家的伦理标准的变化。先秦儒家以“仁、义”为最高伦理标准,而到宋明儒家以“去欲”为最高伦理原则。从“仁、义”到“去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重心的偏移。     

西部诗歌创作的新———沈苇、杨梓诗歌阅读印象

20世纪 8 0年代前期 ,西部“新边塞诗群”以其强劲的冲力雄起于新时期诗坛 ,其豪放激越、粗犷强悍的“新边塞”诗风给新时期诗坛灌注了一种全新的活力 ,也引领了人们热烈的目光。一时间 ,周涛、杨牧、昌耀、章德益等诗人的名字频频醒目于不少文学报刊 ,一度领尽风骚。但当“新边塞诗群”画上它辉煌的句号 ,西部似乎又复原了它往昔的沉寂。还好 ,这种沉寂不算太久 !继起的西部第三代诗人 (这里的所谓西部第三代诗人并非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群落的概念 ,而是一种代际指称。是对继“新边塞派”之后 ,成名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或 90年代初的西部诗…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过去感"之现代性——从霍布斯鲍姆的《论历史》谈起

作为当今英国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1917-)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尽管他主要是研究18世纪的英国、欧洲历史,涉及中国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他的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国就开始翻译出版他的论著.     

汉代儒学衰微原因略论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儒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方面“章句之学”大兴,涌现出许多校注、训诂、解经的经学大师;另一方面“义理之学”迅速发展,注重探讨圣贤的“微言大义”,推阐发扬,试图探求“大道”,应用于现实,产生了一批活跃于政坛、名噪一时的儒学家。 但是,在汉代儒学兴盛的同时,即孕育着危机,所以,到东汉时,儒学迅速衰微,“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以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佛教蔓延,主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对儒学几乎有取而代之之势。儒学从“独尊”地位跌落下来。     

儒家与宗教：一个当代文化难局

“儒家与宗教”的关系特别是“儒家(或儒学、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具有历史性与世界性的问题,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题,远不限于中国学者所论,西方及日本、韩国等国学者关于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观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从历史上看,关于儒家是不是宗教的争论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公元16世纪起,历史上先后展开过五次大规模的“儒家与宗教”问题的争论。     

儒学社会: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儒学社会指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为依归。从形式上说，儒学社会的正式起始，则在儒学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时，即在汉武帝确立“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而其正式结束即在于“儒家法”的被终止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阶段。儒学社会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分析的社会学概念，有其学理的根据和社会学意义。     

德性的阶梯:试论古大学的格物修身之道

修德是儒家学问的根本,《礼记·大学》一文明示了古大学的教育是美德教育,而古大学的美德教育的起点则是格物致知。对“格物致知”的具体含义,宋明以来儒学各派一直争论不休,本文根据《尚书》、《周礼》以及《礼记》等文献推定格物致知的首要内容当是习诗书礼乐,并根据《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思想具体阐明了古大学的美德教育的次第。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西部诗歌创作的新变——沈苇、杨梓诗歌阅读印象

20世纪80年代前期,西部"新边塞诗群"以其强劲的冲力雄起于新时期诗坛,其豪放激越、粗犷强悍的"新边塞"诗风给新时期诗坛灌注了一种全新的活力,也引领了人们热烈的目光.一时间,周涛、杨牧、昌耀、章德益等诗人的名字频频醒目于不少文学报刊,一度领尽风骚.但当"新边塞诗群"画上它辉煌的句号,西部似乎又复原了它往昔的沉寂.还好,这种沉寂不算太久!继起的西部第三代诗人(这里的所谓西部第三代诗人并非一个诗歌流派和诗歌群落的概念,而是一种代际指称.是对继"新边塞派"之后,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西部诗歌创作新人的总括)复又打破了这种沉寂.沈苇、杨梓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和有代表性的诗人.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