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和谐”——对人的“自然属性”的现代性反思

人性的发展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自古以来自然属性就在社会属性的张扬下一直处于压抑状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人们对现代性的反思,自然属性势必重新回到理论的前沿。文章惟一以“快乐-选择”理论为出发点,试图探究解决人性发展的伦理困境,以期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民族文化的叙事传统与创新性传播——以伊朗戏剧为例

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承与传播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伊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其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传承与创新性传播为其他文明古国提供了参照。伊朗戏剧文化在传承古老叙事传统的同时,与当代社会文化相融合,并积极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寻求发展。对伊朗戏剧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分析,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互通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寻求更多可能路径。     

“礼性”与“理性” “礼单”与“菜单”——社会群视角下的文化对比

本文以“礼性”与“理性”,“礼单”与“菜单”概括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从“数学群”和“社会群”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成长性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和腐败、邪教、模仿造假、社会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等社会现象的内在关系。     

“无我”与“妻性”——辜鸿铭与鲁迅两性文化心理关键词

辜鸿铭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保守与最激进的两极性文化人物,其思想的两极性在二人对两性关系的审视上表现得尤为充分。结合辜鸿铭与鲁迅的个人婚恋生活,通过对辜鸿铭与鲁迅的文本进行分析,概括出“无我”和“妻性”这两个理解辜鸿铭和鲁迅两性文化心理的关键词,以期为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两性文化心理建构做一点铺垫。     

中国文化的问题性——梁漱溟“文化问题论”的内在思维理路

梁漱溟文化理论的内在思维理路是以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理论为核心而抉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并展望其价值、意义与前景,因此,也可以说,梁氏是藉人类基本生存问题的反省设定了中国文化的问题性,这一问题性涉及着“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分析的层次———文化哲学、历史、情境。如斯理解,我们自然称梁氏的文化理论为“文化问题论”。     

野生动物的“保护”与敬畏——反思舌尖文化的异化

野生动物保护是直接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道德问题。在我国,舌尖文化造成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迫使人们审慎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检视野生动物保护的文化根源及价值。反思舌尖文化的异化,倡导敬畏伦理,不断完善并促使动物保护法制化,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论五四时期的“性伦”文化

“五四”知识分子否定和批判了性伦偏向、性伦本能、性伦禁忌、性伦杀人等方面的封建性伦文化 ,提倡和主张高尚合理的两性状态、新式道德观和贞操观、进行性教育和生育节制教育等新式性伦文化 ,并开始了初步的实践活动。尽管五四时期性伦文化的变革还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尤其在婚俗变革过程中呈现出曲折性与复杂性 ,但它仍是开启现代文明性伦生活的先导 ,促进了社会解放、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     

“轻文化”现象的社会语境探析与美学反思

当下社会审美文化呈现出一股尚"轻"的趋势,体现在小说、动漫、影视等多个文化领域,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出"轻"的特质。"轻文化"生产和消费过程体现出互文式和语境化的特征,反映了后现代的多重症候,映射出当下消费主义的文化状况。从美学角度来看,"轻文化"是审美泛化和大众趣味权力化的产物,我们应该从正反两面对"轻文化"现象进行美学反思,进而为建构和谐健康的社会审美文化生态提供一种必要的参照。     

“草根性”生命形态与本土经验的文化想象——论陈彦的“舞台三部曲”

作为面向本土经验的文学创制,陈彦的“舞台三部曲”以“下沉”的方式参与到民间生活的内部,在汲取民间“草根性”原生情态的同时,传递着底层超脱苦难的原始生命力,这些可贵与自由的生命本然状态在超越戏剧领域外,指涉着民族精神中的恒常伦理与价值,呈现“变”与“恒”的辩证。在处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问题时,“舞台三部曲”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契机,以“经验”的真实关照和反思个体与时代之精神,形成了关于“中国经验”的文化想象,表现了在文化认同基础上重建“话语自信”的体量。     

清初流人诗与东北地域文化的“疏”与“合”

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是流放者的居所。时至清初,大批文人因为参与抗清、直谏、党争,或案狱牵连而被遣戍到此,其规模和影响力均堪称空前。这些流放文人在塞外援翰写心,吟咏不辍,东北的山川节物,风土人情成为他们诗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但同时也总会呈现出各种矛盾——畏惧与叹赏,苦闷与旷达,顽强坚韧与焦灼渴望,对东北地域文化的疏与合,往往在诗中相伴并存。这种矛盾为清初流人诗平添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也是流人复杂心态的真实写照。     

“多元文化”的悖论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问题

提倡多元文化的初衰无疑是反对一极化、一体化和中心霸权主义.有悖于提倡者初衰的是,多元文化的提倡也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落后的甚至低级趣味的文化思想和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权威政治思想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在很大程度上,多元文化也被广泛地、有意识地被误读为"文化平均主义".在"宏观多元文化"层次上的边缘弱势却在另一"微观多元文化"层次上变成了中心和霸权主义.在"微观多元文化"层次上新形成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只在自己以上的层面即"宏观多元文化"层上大讲多元性,而在自己以下的层面即"微观多元文化"层大讲统一性,把文化的多元性力图阻止到自身而止而不愿向下延伸.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辨:一种国际法的视角

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文化财产"一词混淆了现代文化财产与历史文化财产的区别,抹杀了保护对象的历史性和传承性,且含义较窄,通常限于具有商业价值的有形财产;"文化遗产"一词则突出了保护对象的历史性和传承性,避免过分强调物品的商业价值,且含义更丰富,涵盖了不具有高商业价值但又需要法律保护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比"文化财产"更可取。为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并传承中华文明,我国现行立法应将保护对象从"文物"扩大到"文化遗产",将有关立法整合为一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在时机成熟时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通则》。     

王蒙“季节”小说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王蒙1990年代的"季节"系列小说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共和国的历史。这个系列作品虽然有意识地回避对诸如新中国的成立、镇反、反右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叙事焦点集中在一些个人生活中的爱情经历和喜怒哀乐上面,但这些小说依然无法摆脱王蒙小说惯常的政治化倾向。因此,这些小说有意无意地呈现出强制性权力支配下的性权力文化逻辑。     

病人角色:概念根植性与基于家本位文化的反思

病人角色是医学社会学中的经典概念,迄今仍被广泛应用于解释疾病与医疗相关的现象。然而,任何概念都有根植性,病人角色概念不但由于疾病类型、群体特征、医患关系的差异而表现出显著的内部异质性,而且还嵌植于北美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文化价值观念之中,因而有其“适用边界”。因此,以病人角色概念把握和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经验时,须以理论自觉的精神反思这种根植性,尤其是意识到中国的家本位文化和家庭伦理对病患及其家庭的深刻影响,同时认识到家庭的变动和“家庭政治”,以便更为精准地解释中国社会的病人角色、患病行为、医患关系等相关现象。     

非物质劳动下的生命政治与“帝国”——基于马克思的立场对Empire的解读

在奈格里、哈特看来,非物质劳动是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境况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劳动霸权。在某种程度上,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是两个同一概念,它们与帝国、大众等概念有逻辑地勾连成一体,形成了一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这种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政治理论以马克思的文本为理论支撑,以现实的社会问题为导向,意在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可能性问题。然而,其革命可能性的逻辑是以大众本体为基础的主体自我解放逻辑。因此,该理论不过是马克思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革命政治理论片面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本土文化身份的反思与重构——基于后殖民理论的考察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的话语霸权带来了"中心/边缘"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了第三世界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危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独特视角.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途径在于:认清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混杂性"特征,突破传统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积极开拓文化"接触区",构建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以期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身份.     

旅游开发中“非遗”文化的创意性和真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层次和操作层面的真实性和创意性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建立在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发挥、宣扬其内在文化精髓,以保持其本源的纯正与稳定。而创意性则立足于对旅游开发之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模化复制与生产,以期让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旅游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发挥其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开发范畴内,创意性和真实性两个本来单独存在的概念被整合到一起,二者并不对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而相互共生。     

“上党梆子”的名实之辨与戏曲文化生态

作为一个兼容了昆、梆、罗、卷、簧五种声腔的多声腔剧种,上党梆子在山西四大梆子中独具特色。但是,“上党梆子”一词,在近百年发展的历史上,其内涵却随着时间的流变在不断地变化着,“上党梆子”的名与实,存在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