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尾部金融网络结构与传染性度量

基于Lasso高维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构建了中国金融系统的尾部网络结构,并定义了总体网络以及行业间、行业内和金融机构间等多层金融网络的尾部风险传染度,解构其传染机制与关联特征,评估各机构双向系统重要性(接收端和发射端)。同时,本文提出了一个最优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方法,以优化滚动样本技术下的动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所有层级尾部风险传染效应(总体系统、行业间、行业内和机构间)在经济金融极端困境时期,呈现明显增强及剧烈震荡特征,2015年中国股灾期间尤甚。跨行业传染效应日益严峻,银行与保险间表现出较强关联性,房地产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间均表现出较高传染性,跨业监管值得关注。接收与发射最多尾部风险传染的金融机构仍然是银行与证券类机构。系统中超过50%的金融机构倾向于接收风险传染,一旦出现系统性冲击,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将遭受重创,因此,应加强此类机构应对外界冲击的能力。此外,基于新滚动窗宽选择标准法的动态模型的估计性能明显优于传统方法。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金融系统的网络结构和传染机制,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中国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视角

维持物价稳定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不同于以往的总量研究，本研究从行业层面出发，拓展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研究物价波动通过投入产出、资本关联等渠道进行跨行业溢出的作用机制，分析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并提出假说.然后，利用中国货币政策、供给端生产价格指数和需求端消费价格指数构建LASSO-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供给端价格指数对需求端的溢出效应大于反方向溢出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物价指数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溢出效应；行业层面，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物价指数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溢出效应；供给端物价指数波动的渠道分解方面，相比资本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以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为代表的共同冲击是物价波动的重要来源.本研究为我国货币当局有效稳定物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股市跨行业系统性风险空间溢出关联及风险预测分析——基于尾部风险网络模型

基于条件风险价值CoVaR和SIM单指数分位数回归技术,选取2012-2018年我国股市24行业指数周频数据,构建时变的跨行业尾部风险网络,通过网络拓扑结构反映系统性风险的空间关联及潜在变化趋势。此外,引入ARDL模型探究网络结构和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系统性风险的长短期效应,最后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预测。结果表明：(1)我国股市行业板块间存在明显的系统性风险空间关联和传染效应,风险溢出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2)网络连边集中度HHI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在尾部事件期间,HHI指标显著增加,风险网络呈较单一的中心节点结构,网络稳定性差;(3)通过节点风险传播强度和中心化程度发现,仅通过节点内部属性判断节点的系统重要性已不够全面和准确,应结合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关联关系来判断;信息技术、医疗保健、商业和专业服务行业是风险网络中最有影响力的行业;(4)通过ARDL-ECM模型发现网络连边集中度是系统性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股市系统性风险进行了高度准确的预测。本研究可为监管机构有效识别我国股市中有影响力的行业提供参考,依据关键行业的溢出关联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对风险溢出效应设立预警机制。     

外资自由化、技术距离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上下游产业关联视角

本文在异质性贸易理论基础上解读了上游外资自由化与技术距离影响下游企业出口的微观机制,首次采用历年《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外资自由化进程,运用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了各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就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上游外资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下游企业出口倾向与出口额的增长,对于我国制造业出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依赖于技术距离的高低,更加接近于国际技术前沿的行业与企业出口受到上游外资自由化的影响更大。总体上看,外资自由化将通过产业关联关系对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产生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应更多地被与技术前沿接近的行业与企业获取。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基于关联网络视角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已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基于七个部门的35个相关因子抽取系统性金融风险信息，综合采用DYCI溢出指数法、复杂网络分析法和滚动时间窗口技术等构建跨部门风险溢出网络，考察和检验EPU与金融体系内部风险压力承接与转移的关联动态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EPU与金融部门各维度风险变量间存在关联网络，且EPU冲击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网络传染效应；危机时期，EPU冲击下的跨部门风险协同运动趋势明显，网络结构呈现更高的完备性。同时，本文研究结论为阻断内外部风险冲击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决策参考依据。     

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境银行资本网络

在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视角下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各国或地区之间跨境银行资本流动往来的影响,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的缓冲效果.基于2000年～2016年的103个经济体的季度面板数据回归,本文主要发现：第一,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造成负向冲击,显著降低网络中各国资本流动的入度、加权入度、加权出度和加权度;第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向冲击;第三,贸易联系渠道和外汇风险暴露渠道是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网络的重要渠道.本文还进一步从中美贸易摩擦事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长期影响、不同类型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外溢影响角度,拓展了对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加深了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产生的潜在金融风险的理解,也为各国或地区防范和应对外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提供了理论依据.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渠道与度量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实施

本文创新性构建了包含银行破产机制和去杠杆机制的资产负债表直接关联网络模型。本文发现:(1)四类银行特征和4个外生参数影响四类传染渠道,且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四类传染渠道中去杠杆渠道(Loss~(DEL))和银行间负债违约渠道(Loss~(IA_DF))最为重要;(2)在传染过程中,银行破产会导致系统性风险急剧上升,且破产越集中,系统性风险越大;(3)系统性风险存在"区制转换"效应:当低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减的"常态"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体系杠杆率驱动;当高于某一参数阈值,金融体系呈现出随时间递增的"危机"系统性风险(SR),该风险由银行关联性和资产规模驱动,并主要来源于传染指标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4)4个外生参数对应了四类针对金融体系整体的宏观审慎政策,脆弱性指标(VBI)和传染性指标(CBI)对应了针对单家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政策,这些宏观审慎政策应根据金融周期(上行或下行)和系统性风险类型(常态或危机)来实施。     

货币政策中性与非对称性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货币作用机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形具有较大的差别 ,不论是预期的货币供给冲击 ,还是非预期的货币供给冲击 ,对产出的影响均非中性 ,说明货币供给在推动我国经济的运行中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更进一步分析发现 ,货币供给 M1的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具有对称性 ,而货币供给 M2的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 ,且这种非对称性与西方国家的情形刚好相反 ,正的货币冲击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而负的货币冲击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但与正的货币冲击相比 ,其强度在统计意义上要弱很多 .     

企业信用内生网络模型及其演化研究

本文考虑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两个部门，通过构建企业内生网络模型研究企业间信用关联内在形成机制及其演化特征。通过对内生网络模型仿真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构建的模型重现了现实企业系统存在的一些特征：企业信用网络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该网络具有无标度特征；较长的合并周期则能更好地反映企业间信用关系，且随着合并周期变大，网络密度也显著增大；企业资产规模分布具有幂律尾部特征，企业资产增长率随时间演化逐渐呈收敛状，且其概率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     

外汇储备对名义产出与物价的影响:动态特征与经济解释

本文研究通货膨胀与产出对外汇储备冲击的反应。定义外汇储备影响产出的冲销效应与干预效应,提炼出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物价和产出的传导机制,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外汇储备影响通货膨胀与产出的动态特征。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名义产出与物价对外汇储备冲击都呈现出先扩张后收缩的动态特征,名义产出与物价对外汇储备冲击的动态反应特征差异源于货币供给对外汇储备冲击的反应方式及名义产出与物价对货币供应的不同反应,提出在长期以人民币国际化应对外汇储备冲击。     

基于LGCNET多层网络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系统性风险度量

系统性风险度量一直是金融风险领域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复杂网络条件下的度量方法还缺乏深入研究。本文将滑动窗口分位数回归与局部高斯相关方法相结合,构建出一种全新的多层时变网络——局部高斯相关网络(Local Gaussian Correlation Network, LGCNET)。基于此方法,本文通过研究中国证券市场股票总体及尾部收益的非线性相关性,分析了2018年至2021年我国A股50家上市企业关联网络的演化特征,通过考察金融网络系统性风险水平在整个时间段内的变化情况,探究了新冠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上市公司网络的风险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第一,金融与科技行业是网络节点的中心,与其他行业公司存在较高关联性,表明该类行业是风险传导的中心。第二,基建及银行类公司因为其市值高,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尾部风险排名高于其市值排名的企业具有较大市场影响力和风险传导能力,也应该受到关注。第三,在系统层面,受信用风险加剧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整个网络系统普遍具有较高风险水平;但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国内系统性风险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嵌入灾难风险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能够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造成短期经济下行,而标准的宏观经济模型缺乏对其经济效应及内在传导机制的深入探讨。本文将劳动供给冲击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灾难风险冲击嵌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民经济的机制与效力。研究发现：第一,与常规意义上的灾难风险冲击不同,需求侧的产出下滑是供给冲击驱动的。疫情的影响并不直接表现为资本的实质性减损,而是劳动投入的减少与企业生产率的下降。第二,疫情同样会对国民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经济短期的滞胀。直接的劳动供给冲击造成就业严重下滑,随着疫情的好转,劳动供给冲击转化为企业生产率的下降,就业状况有所好转。第三,降低灾难风险冲击发生的概率、减轻灾难事件发生后生产率下降的幅度,以及缩短经济处于灾难状态的时长,均能有效降低疫情对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第四,与财政补贴和降息政策相比,减税政策是后疫情时期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PPI—CPI分化“悖论”及其传导机制——基于生产链PPI统计指标体系的新解释

生产结构日益复杂，现行PPI和CPI统计指标体系的两个缺陷——覆盖面和重复计算——日益严重。本文借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FD-ID PPI体系构建方法，构建了基于上游度方法的生产链PPI统计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及相关数据进行了测算分析。研究发现：（1）生产链PPI统计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覆盖面与重复计算问题，为PPI—CPI分化之谜提供统计核算角度的新解释。现行PPI与CPI呈现显著分化现象，而新构建的FD-PPI与CPI走势相当一致，PPI-CPI分化几乎消失。（2）生产链PPI统计指标体系能更好地反映价格指数的传导机制。总体上，各阶段的价格冲击对其下游需求阶段有显著成本传导，而对其上游阶段的影响较小，且对冲击的反应在最邻近下游阶段最强，在进一步下游阶段趋于变弱。但由于中国特有的上下游生产结构特点，阶段3的价格冲击对下游阶段4和对上游阶段2都有显著的传导影响。（3）2011年1月～2022年8月，现行PPI与CPI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上下游正向传导关系，而本文构建的FD-PPI与CPI之间则存在明显的上游到下游正向传导关系，价格传导具有一定的成本推动特点。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

以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为样本,本文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官员变更所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2)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其信贷影响,但财政政策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短视性政策行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信贷政策渠道传导的则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3)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经济增长风险却是官员晋升体系中的一个负向考核指标。我们还发现,随着科学发展观对官员变更制度中的经济考核指标的弱化,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政策因素和政策风险显著减弱。     

基于动态Copula的企业集团信用风险传染效应研究

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基于业务关联、技术关联和财务关联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企业信用风险传染的重要渠道。金融机构如果缺乏对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信用风险传染的管理和防控意识,其后果可能是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本文基于尾部相依性的视角构建动态协变量Joe-Clayton copula模型,实证分析企业集团成员企业信用风险传染问题。研究发现,信用风险在企业集团成员企业间存在传染效应,且这种信用风险传染效应呈现一定的动态特征;宏观经济因素和微观公司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对企业集团内部不同组别子企业间信用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从重要性程度和作用方向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     

基于复杂网络的金融传染风险模型研究

随着金融创新向更广和更深层面发展,金融体系中的传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对此类风险进行准确度量是有效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采用模拟方法对金融传染风险模型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借鉴复杂网络的Watts级联动力学理论,构建了基于随机网络的金融传染模型,其较大的网络连通度水平不仅为传染提供更多的传播渠道,而且抵消了风险共享的能力。其次,引入Gleeson和Cahalane(2007)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计算预期违约银行节点规模的解析模型,并对Watts模型中各种参数对系统风险的影响效应进行测度。最终,形成一个包括网络模拟方法、模型解析结论,以及网络统计分析方法等较全面的计算算法工具集合。     

宏观经济模型下货币传导效应的实证分析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央行自2008年8月起不断上调银行信贷规模,自2008年底至2009年下半年,信贷量呈空前速度增长.大量的信贷在中国通过特定的货币传导渠道采影响贷款实际利率、汇率及通胀率,进而影响净出、投资额,最终带来经济增长的变动.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计量联立方程模型,运用1990年-2008年的宏观数据来具体说明信贷的传导效应.     

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分析与国际风险传导应对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全球化生产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各国在共享分工福利的同时,如何避免外部世界的冲击?关于这一问题,若从一国所处的与其他国家的价值链贸易网络的视角给予考察,或许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本文基于2000年~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性质,且整个网络的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接着指出,在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下,一国可通过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的集约性和广延性特征,实现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弱化来自外部波动的影响.最后,从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对上述结论给予验证,即一国可通过增加上下游贸易对象数量并降低贸易强度分布集中度,做广做均全球外贸发展布局,弱化内外部之间风险互相传导的冲击,稳健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     

通胀预期与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不同通胀预期状态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有何差异？本文试图采用Logistic平滑转换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以央行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度量通胀预期,基本结论如下:(1)短期来看,在低通胀预期状态下,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相对更有效;(2)而对于通货膨胀影响方面,在高通胀预期状态下,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冲击相对更快显现出来,而在低通胀预期状态时,货币冲击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通货膨胀惊吓现象,即初期表现为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然后显现正向效应,在大约11期之后正向效应达到最大,且对物价影响力度往往大于高通胀预期状态下的货币政策冲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