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北齐凉州考

东魏、北齐曾在境内侨置凉州,这个凉州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等古今地理志著作。文章从史籍、墓志中辑得13条东魏、北齐凉州及其所辖盘和县官员的资料,既可补史载之阙,又揭示了凉州地名的东西移动。这些凉州官员有一半源自河西或西域,其中不少是粟特等西域胡人。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河西凉州及灵州等地迁徙来的民众,尤其是粟特人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胡化风气在东魏时就已流行,此点拓展了陈寅恪提出的北齐西胡化的观点。     

瓦头零落留残铭——邺城铜雀瓦砚考辩

砚台,根据所用原料不同分为石砚、瓦砚、陶砚、砖砚、玉砚,橡皮砚等。石砚以广东的“端砚”和安徽的“歙砚”最为著名,然而古邺城历史悠久的铜雀瓦砚亦实属稀世之品。邺是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之一,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在邺城建都。邺城铜雀瓦砚正是邺城朝代更迭,建筑物时修时毁,得以流芳后世的产物。王安石有诗称道:“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     

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活动轨迹——唐《戎进墓志》疏解

本文据今西安长安区出土唐《戎进墓志》,钩沉原为"上源西域"人的戎氏家族,于南朝刘宋、南齐时,经"河南道"迁徙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仕于梁朝。后又北迁至东魏为吏,经梁、东魏、北齐、北周、隋、唐等六朝,最后定居唐京师长安万年县乐游乡,展现出一个入华西域胡人家族的活动轨迹。     

读《邺中记》

(一) 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是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和后赵石氏的首都,以后东魏北齐也建都于此。《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翔。撰。唐代此书还存在。贞观时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开元时徐坚编《初学记》都曾征引。以后止佚,清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四库总目提要》说,“六朝归籍,世远逾稀。断壁残玑,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见之秘笈矣”。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史料保存下来的很少,《邺中记》确是值得重视的。陆翔当是西晋东晋之交的人,可能后来过江,作了东晋的国子助教。所以《隋志》题为晋人,把这部书和晋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记述石虎统治时的邺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入。     

古都邺城略述

一、邺城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 古都邺城在河北省临漳县西南35里的三台村,西距京广铁路讲武城车站8里。这座历史名城现在虽然是孤台荒冷、断垣裸露,在绿沙黄浪之中经受风雨剥蚀,但它却持有特殊的辉煌历史。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定都洛阳后,因邺城为王业本基,谯县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遗迹,所以与洛阳共列为五都。以后邺城又相继成为后赵、冉魏、前燕、北齐等王朝的都城,于是邺城成了与邯郸的战国时期赵王城、易县的战国时期燕国下都在河北境内的三大古都。     

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

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路的发展有如下四个重要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路。这一时期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东魏北齐邺京里坊制度考

里坊是古代都城构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坊之置始于北魏平城,洛阳、邺京沿置。邺南城400余坊,北宋时已不可名状。稽诸石刻,可考证出东魏北齐邺京28里3坊,里、坊置正,分掌管理和治安。城内置坊,城外置村。里承汉制,坊启隋唐,邺京里坊制度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作用。     

东魏、北齐京畿大都督考

北魏末期 ,尔朱荣为专断朝政 ,控制京畿地区而设置京畿大都督之职 ,东魏初继承其制 ,并成立了京畿大都督府。京畿大都督统京畿兵控制以京城为中心的京畿地区 ,成为北朝后期领军系禁卫军之外的又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东魏、北齐时期 ,京畿大都督担任者几乎全是高氏人物或其亲信。北齐末年 ,京畿大都督琅邪王高俨反叛被平定后 ,京畿大都督一职废罢 ,但京畿兵一直存在到北齐灭亡之际     

《安阳古代文化探索》序（二）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安阳不仅是中原地区远古人类最早生活栖息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安阳有旧石器时期的小南海文化,又有仰韶时期的后岗文化和龙山时期的大司空文化。是殷商王朝的都城,又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都城。安阳既有灿烂的殷商文化,又有影响深远的“建安文学”,具有祖庭意义的佛教文化及胡汉文化融合后多元的邺城文化。     

东魏、北齐征讨都督论略

东魏、北齐时期,国家承袭北魏末年的制度,仍然设置征讨都督。当时国家设置的征讨都督是以大都督为称号的。这些征讨都督已经不是兼领职,而是独立的职官。国家设置征讨都督而向其授节,也不是固定的制度。为适应征讨作战的需要,国家还设置了受军事统帅统领的征讨都督。东魏、北齐征讨都督在军事行动中与行台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3～6世纪邺城与洛阳文化关系初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的短期统一外,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北裂土而治。而在北方,有统一,也有分裂,各方势力争战不已,朝代递嬗无常。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如北方的邺城和洛阳,都是曾数度成为国都的巨邑。先后在洛阳建都的有曹魏、西晋和北魏,在邺城建都的有后赵、冉魏、前燕和东魏、北齐。两地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一方的文化中心。那么,这两大文化中心在这一历史时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史学界对此问津很少,本文拟就其都城建制及儒学、佛学方面作以探讨,望方家学者有以正之。     

东魏、北齐的食幹制度研究(上)

本文综合《北齐书》、《北史》及《隋书》有关官吏食斡的记载,结合已经著录的北齐碑刻墓志中关于墓主“食幹”的记述,对东魏、北齐所特有的“食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不仅首次揭示了食幹制度的内容与特征,而且指出了食幹的身份,来源和官吏食干的政治、经济意义,还进而论述了食幹的对象主要是出身于六镇降户的鲜卑勋贵的事实,从而显示了食干制度的实质,在于扶植与优待六镇胡人和鲜卑勋贵。东魏、北齐之所以独行此制的根源,也于此得以裸露;也为研究东魏,北齐历史的其它方面,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三台音系

本文《三台音系》描写的是河北省临漳县香菜营乡三台村的语音面貌。 三台村,在安阳市东北方向四十里,漳河北大堤下边,原属彰德府所辖范围。三台村共有一百二十七户人家,五百八十口人。村子南边与邺镇隔堤相对。两个村距离半里地。均在古邺城内。村子西边紧挨三台,命名是由三台来的。 这一带就是古邺城遗址,包括邺北城、邺南城两处。邺北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那是公元前685年至683年了。战国时是魏国的邺邑所在地。西门豹治邺的事迹就出在这一带。至     

试论南北朝三地诗歌的文化精神--兼及南北诗风融合的文化动因

东魏北齐与南朝文学交流频繁。然而北齐诗坛并未出现南北诗风融合的局面 ,相反却转向华艳。这表现出北朝文学受南朝文学影响的阶段性差异 ,折射出北齐的腐败政局及汉族士人备受压抑的心态 ,昭示出北齐文化难以自立的尴尬境地。梁陈诗歌则昭示出汉晋传统文化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心态与文化向心力实际削弱的趋势。西魏北周虽无文学创作的卓著实绩 ,但以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于北齐、梁陈之外别树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周礼”文化系统 ,为南北朝诗歌走向初盛唐诗歌的成熟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具有特别的文化向心与凝聚意义。唐诗之形成不仅仅是北方刚健质实的思想内容与南朝日臻完善的艺术技巧的融合 ,关陇集团所铸造的长安文化精神是南北诗风得以融会的内在动因。     

贤臣·神人与异化的神明:西门豹邺地成神的轨迹及其异化

"贤臣"西门豹的生成,端赖史书记载中西门豹治邺与史起治邺说的折衷。三国至北魏太和年间政府与民众眼中的西门豹形象在"贤臣"与"神人"间游移:政府倾向于具有宣扬教化功用的"贤臣",而民众更多关注拥有求子、降雨等神力的"神人"形象。太和之后,邺地军事色彩转重,作为古之贤臣西门豹祠,逐步让位于"神人"西门豹,地方政府与民间信仰关于西门豹祠属性转换最为契合的点,厥非降雨救旱莫属;但在政治实用主义下,偶尔神力不至的"豹神"依然遭遇北齐君主毁庙掘冢之灾。西门豹神人形象的民间宣传掌握在巫觋手中,"巫以为虎、豹之祟"是一明证。至北齐时,出现了与"豹祠"并列、结合的"石婆",通过徐之才、之范兄弟关于"豹祠娶石婆"对话的解读,可确知巫觋对鲜卑上层民众的影响。愈往后,西门豹"神灵"的身份愈强化,而"贤臣"身份的逐步消亡,不仅代表着官方对先贤礼敬祭祀权力的丧失,即便在民间,因知识普及率较低等原因,两宋时,西门豹治邺的功绩也被埋没,西门豹神灵的形象遭到传讹,甚至部分"异化"为动物,成为名副其实的"豹神"了。     

《曹植集校注》志疑一则

《校注》于《愁霖赋》后按云:“《艺文》卷二载曹丕、应玚《愁霖赋》。丕赋句云:‘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丕不称邺为魏都或魏京而称邺都,似在曹操尚未为魏公时。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观《朔风诗》、《王仲宣诔》可证。则此赋之创作时期,必在建安十九年之前可以推知。”元按,此说不确。曹操建安十八年五月为魏公,但邺下文人包括曹丕,在建安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中,依然有称邺为邺都或邺城的,并非如《校注》所云“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

《魏书》对尔朱氏所立的孝庄帝、元晔、节闵帝及高氏拥立的元朗、孝武帝有不同的书写。元晔不预《本纪》,元朗仍为帝,却被淡化存在。因高欢本属尔朱荣势力的"拥帝派",又以为君父报仇之名与高乾兄弟合作"举义",孝庄帝的历史地位便不容否定,高欢为此不得不废节闵帝改立孝武帝。孝武帝入关,高欢以"臣宁负陛下,不负社稷"改立新君,更令孝静帝认孝明帝为父,使"高祖有祀",强化统治正当性。《魏书》沿袭高欢基调,批孝庄帝让"高祖不祀",称节闵帝"雅道居多"、孝武帝"悖德为甚",将节闵帝等三帝之帝号、王号并举,建构北魏孝明帝—东魏孝静帝—北齐文宣帝的君位继承,便有创造东魏北齐承袭孝文帝国统的目的,暗藏提高东魏北齐正统性的用心。由此,也能一窥《魏书》高度推崇孝文帝的原因,及孝文国统对北朝末期政治演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