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

文章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和要求出发,构建我国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功效系数法,得出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将空间因素引入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进程进行空间动态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各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呈上升趋势,但水平还不够高、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显著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大部分地区之间呈现出正向局域相关和集聚.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及要求，文章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内涵进行了阐释，构建了涵盖人的内外因素的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基础，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8—2019年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正不断提升，但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发展有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性，东部地区呈现“高-高”集聚，西部和东北地区呈现“低-低”集聚，而中部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7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数据，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进而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以及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显著影响；本地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生态绿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本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提高还将促进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质量

市场化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将市场化和产业集聚作为刻画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视角,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理论与实证分析检验市场化、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全域层面市场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分区域层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二,产业集聚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第三,不同市场化水平对新型城镇化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通过门槛效应分析发现,较高水平的市场化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同时,市场化水平越高,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第四,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因此,要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持续发挥产业集聚功能,因地制宜推进产城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改善民生福祉。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二者关系的阶段性、地区性差异进行探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其自相关程度呈先增强后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华东地区和西北、西南地区分别形成不同特征的集聚区;地理加权回归研究发现,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较强地区差异性,并在2012年呈现出“反向化”格局,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城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而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则转为消极.鉴于此,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实施差异化和协同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城镇化效率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由以城镇化率增长为主的传统城镇化迈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而城镇化效率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综合指标。本文从产业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了我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城镇化效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产业间结构的服务化调整相比,产业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才是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并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省域空间范围内,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城镇化效率改善,但这一影响效应伴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大而变弱。本文蕴含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当前我国应将城镇化效率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考量目标,并以生产率增长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向,尤其是在城镇化程度和城市规模均不高的情况下,慎重采用服务业对工业的“腾龙换鸟”或“退二进三”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基于ESDA-GWR的三重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分异及驱动力研究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基本前提。在界定三重城镇化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人口、资本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我国283个地级市三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别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三重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内、外驱动力。研究发现,我国地级市尺度的三重城镇化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不同地区差异明显,且存在空间相关;在影响三重城镇化协调度的各类因素中,内部驱动力占主导地位,外部驱动力的影响较弱,人口-资本城镇化和资本-土地城镇化协调是促使三重城镇化协调的中坚力量,而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则导致了三重城镇化的失调。     

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我国149个城市为样本,采用多维指标测度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并结合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调控下地方政府债务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其促进作用表现出门限加剧效应;非省直组样本表现出门限加剧效应,而省直组样本表现出门限收敛效应;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促进效应分别表现出门限收敛效应、门限加剧效应和门限突变效应。为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债务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应有效防范地方债务危机,合理高效利用地方政府债务,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出台多维政策与地方政府债务形成合力支撑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化及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改进的TOPSIS法、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刻画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特征、重心迁移路径及耦合态势，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我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各省份存在较大差距。（2）变异系数逐年减小，且乡村振兴的变异系数大于新型城镇化，各地区乡村和城镇发展的空间非均衡现象趋于缓和，乡村振兴的区域差异大于新型城镇化。（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重心均位于河南，分别呈现向西南方和西北方移动的趋势，东西方向的移动距离远大于南北方向，东西方向更容易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新型城镇化重心的移动幅度，但乡村振兴重心的移动方向更稳定。（4）两个重心空间耦合态势呈现波动式靠近，空间距离整体缩短，空间重叠性上升，但变动一致性指数在正负之间来回波动。     

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与机制——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证据

新型城镇化是重塑城乡关系的动力引擎,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融合、经济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四个维度度量了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且政策效应逐年增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和低海拔地区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大;（3）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来促进城乡融合。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非参数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质量，并运用贝叶斯网络因果推断模型解析了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两大产业融合质量呈现三个特征，即融合指数的周期性波动趋势、融合主导路径的阶段交替性、两大产业发展水平与其各自理想水平偏离的间断平衡性；（2）观测期内“以文促旅”和“以旅促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融合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融合路径在运行机制上差异显著，以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易受内外部发展环境的被动影响，且其对发展效应具有直接推动作用；（4）高、低偏离度类型对比发现，高偏离度地区两大产业融合路径间缺乏互动，难以形成“蚂蚁效应”。高偏离度地区往往效仿低偏离度地区，但容易陷入标杆学习陷阱。高偏离度地区缺乏能够提升产业绩效的发展效应和发展环境。     

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投影寻踪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绿色发展水平及其结构展开评价,运用探索性分析法揭示其空间演变规律。结果表明：2005—2019年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结构持续优化,社会公平为显著短板;各经济带绿色发展地区差异趋缓,结构各异,东部表现为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双轮驱动”,社会公平短板尚存,中部表现为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共同发力,社会公平相对稳定增长的“三轮驱动”,西部则形成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社会公平协同的“三轮驱动”;空间上,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分布历经带状、“东-西”阶梯型、“T”型的演变,且局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高集聚类型辐射带动作用明显。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关系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但仍需要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经济水平、地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PPP模式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吗?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能否践行以人为核心是其质量评判的重要标准。创新性地基于产城融合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PPP模式如何通过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PPP模式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提升了项目建设效率、强化了政府监督职能、增强了公众参与水平,整体促进了产城融合,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质增效。②PPP模式既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又通过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③生态环境保护和优秀文化传承对宏观层面产城融合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公众生活便利性和生活水平改善则较好地解释了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PPP模式显著增强了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水平,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宏观层面的产城融合不直接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是经由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间接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因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优点,又要重视宏微观层面产城融合的作用,从多方面提升公众生活质量,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时空耦合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ArcGIS-GeoDa平台,利用2008-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和产业城镇化角度刻画新型城镇化发展,实证检验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的空间自相关性及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水平偏低,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人口-空间-产业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各市(县)两极分化较明显.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时空耦合分析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指数增长迅速，而绿色创新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增长缓慢；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已由濒临失调阶段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但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依次递减特征，江苏、广东的发展成果尤为突出，且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扩大趋势；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但相关性逐渐减弱，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以东部“高-高”集聚区与西部“低-低”集聚区为主；耦合协调度受到三个系统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调控能力是驱动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新世纪以来嘉兴新型城镇化发展特征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新世纪以来,嘉兴市大力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全面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目标奠定良好基础。文章简析了新世纪以来嘉兴城镇化发展特征及其成因,指出了嘉兴城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些偏差,提出下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初步建议。     

我国物流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物流业发展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代表供给的物流业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各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正向作用,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推动作用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大,而代表需求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经济较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没有作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创新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出2000-2015年江、浙、沪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状况.依据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随机效应变截矩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