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仡佬族作家小说创作论

仡佬族作家新世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值得我们关注。在十来年的小说创作中,仡佬族作家凭着对生命本真意识的有力把握,在文学艺术的形塑中尽力回归历史本源,汲取民间艺术营养,运用充满诗性的地域性语言书写人性的光辉,寻找一种独立自治的内省空间。仡佬族作家所取得的实绩标示着他们潜在的创作实力,同时,他们还须有一种超越的精神。     

在平实叙事中透视人性的本真——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碑》解读

苗族作家向本贵的短篇小说《碑》,是新世纪民族文学的重要收获。作品独具匠心,寓意深刻。在平实叙事中塑造了女主人公的艺术形象,透视了权利与人性的冲突与较量,揭示了边远地区农村的现实困惑与矛盾,弘扬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的民族作家文学研究从各方面展开,更加全面而深入,成绩显著。当然不足之处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族别和区域性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民族文学学科理论研究还很薄弱;对民族作家文学的文化研究还有很大学术空间,亟需充分发挥其潜力。回顾与反思近年的研究成果,可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民族文学的表达视角与方式——民族作家的身份定位

作家首先是表达生命的感觉的。但对于民族作家而言,族群的表达者,这注定是民族作家的使命与责任。在族群的表达者或者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民族作家往往注重的是族群的表达,而忽略表达生命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对文学的本质的一种悖离。民族作家应该重新思考族群的表达者与表达生命的感觉之间的关系。     

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本文用翔实的材料宏观地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程.文章认为,10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构从以民间文学为主到以作家文学为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后50年,建立了民族文学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从无到有,从零碎到系统,从浅显到深入,从单一到多层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是辉煌的,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新疆本土作家创作与当代新疆文学

进入新时期的新疆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新疆本土作家,他们在其作品创作过程中,大胆突破自身民族的文学传统,自觉地发挥自身民族特有的文化优势,以多样的创作形式、丰富的创作题材,拓展了新时期新疆文学的想象空间,在小说、诗歌、散文等多样文体实验方面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不仅有量的丰富,更有质的提高,形成了新时期新疆文学发展的新景观。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符号学与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是符号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少数民族生活、文学中处处都充满着符号学的影子。文章从语言及言语、风俗与礼仪、对歌定情结爱等三个方面去“破译”少数民族生活及文学的符号密码 ,去探寻少数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原因。     

草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科尔沁作家文学

科尔沁文学,从其口头文学的盛行到作家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历程,都汲取了草原文化丰富的养分。科尔沁文学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丰富的草原文化造就了科尔沁文学,而科尔沁文学则拓展了草原文化。在丰富的草原非物质文化滋养下,科尔沁作家文学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乡土风格的蒙古族文学流派,成为蒙古族文学中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阅读与阐释

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数量多品质高的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映现,是民族文化资源的一次次文学话语的体现,是秉承与传播清代之前多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互文性表现。我们既要阅读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书面文学,也要阅读民间文学;既要阅读普通作家的作品,也要阅读大家名家的作品;既要读懂表层结构,又要读出深层意蕴。在汲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着重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格局;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构成,从而深刻把握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内涵和性质。     

论新世纪以来西北作家中短篇小说中的城乡冲突描写

在新世纪以来西北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中对西部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冲突,给予了特别关注与重新审视。农民对城市怀有普遍的认同与幻想,但是城市却以其特有的冷漠与罪恶拒绝着乡下人。于是作家们更多的将目光投向美好的乡村,以召唤离开土地流向城市的游子。     

壮学与民族文学综合研究的领航人——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三“梁庭望专访”

梁庭望先生是著名的壮学家、民族文学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壮学、壮侗语族民族历史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他的壮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壮族文化发展,他用自己所学为壮乡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提出的"中华文化板块结构"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促进了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五十多年来,他在这些领域辛勤耕耘,不断开拓,为我国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黔籍作家的文学活动与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是从祖国各地返回贵州的黔籍作家,还是一直在本土的文学青年,他们都纷纷投入到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用各自的聪明才智,拿起手中的笔,组织各种文艺社团,创办各种文艺报刊,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为贵州战时的文艺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苗族民族认同的层级论——对苗族“蒙人”的个案研究

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民族研究与国家政治关注的问题。苗族蒙人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分层表现为一家人、仪式群、同一个火塘的弟兄、同姓、同为苗族的蒙人、同为苗族及对中国祖国的认同,不同的层级有不同的认同标准,其情感指向也有所不同。民族认同的归结点是血统的认同和祖根的回归,而苗族蒙人的血统是中国人,祖根的回归点是中国。因此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是苗族蒙人最高级的认同。     

文学活动中作家与批评家的自由与不自由

在文学活动中,作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形象,从这个角度看,他是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想感情只能通过形象而不能直接地表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不自由的。批评家恰好相反,他的批评活动只能依据文学形象进行,从这个角度看,他是不自由的。但另一方面,批评家在批评的时候,能够对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进行多方面的挖掘,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自由的。     

从“整理”到“重构”——论民间文学在作家文学中的传承与渗透

结合古今中外文学实例,论述了民间文学这一文学形态在作家文学中所处的地位及表现形式;认为创作正统文学的作家主动吸收或改造民间文学的成分,并在其作品中按作者的意愿发挥作用;经典作家作品中民间文学的出现大致有整理、引用、转述、融汇、重构等形式。     

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的渗透和影响——以苗族诗人田名瑜为中心

以苗族诗人田名瑜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为中心,探讨汉语言文学对湘西民族文学渗透影响的主要方式和规律：汉语言文学教育奠定湘西民族文学基础;汉文化（主流）价值认同拓展湘西民族文学天地;汉语言文学经典丰富湘西民族文学表现艺术。田名瑜为代表的民族文学家成长经历表明,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首先有赖于民族地区社会开放和文化进步,有赖于民族精英们不懈努力;同时也受惠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汉语言文学的传播、渗透、影响正是湘西民族文学迅速发展提高的积极动力和艺术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