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探赜

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和思考。在文学/文化翻译中,翻译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要素尤为重要,文化和历史深化于文本两端,是译者空间的核心要素,从内涵深处影响着各方意识形态认知及译者翻译行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和历史不但影响文本意义本身,同时对翻译思想也存在本体性影响,该视阈为国家翻译话语建构指明新的路向,即既坚持本我性和特质性,同时尊重他者性和异质性,注重人文性与交流性建设。译者应当以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心态正确面对本我文化和异质文化,以文化和历史为场域构建特色中国文学/文化译论和翻译话语,促进中国文化外译和传播,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倡议,推进新时代中国翻译话语之历史文化路向建设。     

传媒翻译中的"中国英语"

在处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时,中外英文媒体在翻译策略上均采用"异化"法,致使"中国英语"在媒体上大量出现.传媒翻译领域的"中国英语"现象具有深厚的传播学背景."中国英语"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更重要的是,就传播中国文化而言,它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根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国英语"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它的推广具有一定的文化战略价值.     

被改写的命运:米兰·昆德拉作品在中国的翻译

翻译在中国的"昆德拉热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从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出发,试图从社会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诗学环境、赞助系统等角度入手,从文化层面上对昆德拉作品的中译进行整体性思考。     

翻译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翻译——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考察

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学者对"意识形态"概念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即过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规范性作用,而对其实践性、普遍性、超个体性等特征认识不足。是则,有必要从厘清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不同层面的内涵入手,重新考察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和说明"翻译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翻译"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确认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女性主义操纵

劳伦斯.韦努蒂的阻抗式翻译策略,要求译者审视其特定的目标语言文化,动态地选择相应的边缘性源语文本和翻译手法。其目的在于重建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典律,改变目标语言文化中的文化价值等级体系。基于韦努蒂阻抗式翻译策略的评价,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干预的视角,探讨应用该策略操纵翻译过程,以服务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抵制父权价值的现实可行性。     

英国文学翻译择介的意识形态影响

纵观英国文学翻译历史,其作品选择自始至终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在清末民初、五四前后、1949年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及80年代以后,英国文学翻译一直以意识形态为首要择介标准,使文学作品成为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这充分说明,翻译是一种文化行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意识形态的建构策略

我国政治文献文本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体现着领导人的语言风格和价值观念,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总会影响着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左右着译者的翻译选择和翻译策略.因此,在政治文献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完整建构原文本的意识形态,如实地反映出原文的政治内涵和文化价值是译文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文章通过初步梳理意识形态和政治文献文本翻译间的相互关系,以《毛泽东选集》中的两篇摘文为例,探讨了我国政治文献文本翻译中建构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天”与“地”概念英汉翻译的跨文化解读

"天"与"地"在中国和西方都与民族起源和创世神话紧密相连,作为一对基本的文化概念,二者拥有丰富且不同的文化内涵。近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以中英文互译为代表的语言交流变得越来越重要。基本文化概念的有效互译不仅增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理解,也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本文以中国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为背景,对"天"与"地"在两种文化中的渊源、历史、定义、内涵以及宗教、哲学和文学三个方面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以跨文化研究的视角重新审视二者,讨论这些概念各自代表的社会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以期为翻译的文化研究及跨文化交际的进一步研究带来启示。     

文化翻译中的超文本因素研究——以中外“关帝庙”翻译为例

本研究以马来西亚、美国和运城"关帝庙"翻译中诠释的"关公文化"为例,分析经济条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超文本因素对文化翻译的作用及其影响。通过国内外几处关帝庙的介绍和分析,认为政治形势和经济环境、文化认同感和接受度、意识形态和民族信仰是影响关公文化翻译的几个因素。这些超文本因素对文化翻译起到了规范、制约和协调作用。     

从影片《花木兰》分析意识形态对配音翻译的影响

迪斯尼影片<花木兰>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经典故事与西方价值理念相结合,在全球范围获得巨大商业成功,通过从意识形态角度对<花木兰>的配音翻译进行分析和研究,发现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木兰形象受到了改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也有所显现,揭示配音翻译是对原文对白的改写,是意识形态操纵的产物.     

译入语意识形态与诗学对原作文体风格传译的影响

社会历史／社会文化文体学的研究成果为分析阐释翻译中导致原文文体变形扭曲的一些目的语文化语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一文体体现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影响文体形成;Andre Lefevere的“翻译改写论”也揭示了意识形态和诗学是文学翻译中一股巨大的影响力量,左右着翻译思想、翻译策略以及具体的翻译过程,从而会影响原文本在翻译中的命运。文章探讨了译入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原文文体风格传译的制约和影响。     

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

蓝诗玲是英国汉学界知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曾成功地将鲁迅、张爱玲等中国作家送入西方文艺界门槛甚高的"企鹅经典".蓝诗玲关注翻译文学的内外部生态环境.她对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以及译入语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和赞助人的认识,影响着她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蓝诗玲洞悉翻译之"忠实性再创造"的本质.重视语言差异和文体考量,关注文化差畀和读者接受.     

意识形态与翻译原本的选择

翻译原本的选择主要受一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需求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可以分为四次：早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小说翻译及五四运动以来的翻译活动。每一次翻译活动中翻译原本的选择都和那一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翻译: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与解读

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系列复杂的思维活动。意识形态以不同的语言形式隐藏在语篇之中,以各种隐蔽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者写作、译者翻译以及读者解读文本。本文拟以批评语言学为主要方法论,强调翻译中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同时主张翻译研究应以语篇为单位,特别注意考察作者、译者、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三元关系及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解构、重建和解读过程中的作用,以便弄清翻译的本质并有效地解释那些"不忠"的现象。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镜中世界──译者角色的研究

翻译是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文化的转换。本文着重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角色问题;译者不是模仿者,而是表演者。翻译行为不仅受原作的束缚,而且还受到译者所在文化、译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影响。通过对译者、译作的研究,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文化的变迁,而不只是翻译技巧的优劣。     

边疆诗词英译中的文化

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诗人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在盛唐的诗苑里诗作颇多,独树一帜。历来学者探讨其精妙之处,对其翻译的文化价值却乏人问津。通过对比原诗与其翻译文本,分析译本的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以期引起更多有关诗词翻译的探讨,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重释鲁迅翻译之＂硬译＂——以翻译伦理为视角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为人们认识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翻译伦理探讨译者对翻译职责及其翻译标准的厘定。鲁迅"硬译"问题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许多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如翻译策略、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等。文章将从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和基于规范模式来探讨鲁迅翻译中的"硬译"。     

典籍翻译的伦理研究视角——以《道德经》中“水”的翻译为例

典籍翻译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极为严谨的伦理需求。作为中国典籍的重要代表,《道德经》的文化精神与哲理智慧弥足珍贵。在社会化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必须以一定伦理准则为导向。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分析如何在《道德经》英译本中有效地传递"水"所喻指的文化意象,试图以译者的伦理价值取向为出发点,讨论如何将翻译伦理模式用于指导具体翻译实践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