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司学的研究历程、内容及理论构建

"土司学"概念自2009年由成臻铭先生提出后,就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土司学研究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中国土司学研究主要涉及土司的基本概念、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土司文化、土司遗址等内容,其理论构建着重在学科理论与学科方法应用上着力。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征稿启事

<正>为进一步拓展、提升办刊特色,我刊将加大对新辟特色栏目"土司文化研究"的建设力度,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将该栏目建设成为国内土司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土司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指定特色栏目。栏目主持人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世愉先生。"土司文化研究"栏目将主要围绕以下4个基本理论问题作为参考选题方向(其他选题方向的稿件,亦欢迎大家积极支持),征集稿件:(1)理论与方法:土司学的建构;(2)土司制度的终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2017年征稿启事

<正>为进一步拓展、提升我刊办刊特色,2017年,我刊将继续加大对新辟特色栏目"土司文化研究"的建设力度,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将该栏目建设成为国内土司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土司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指定特色栏目。栏目主持人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土司文化研究”栏目2017年征稿启事

<正>为进一步拓展、提升我刊办刊特色,2017年,我刊将继续加大对新辟特色栏目"土司文化研究"的建设力度,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将该栏目建设成为国内土司文化研究成果展示最重要的阵地和平台。"土司文化研究"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指定特色栏目。栏目主持人     

关于土司制度研究问题

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作用,在于自元代施行土司制度以后,边疆民族地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政权。自是后,边疆民族地区边防巩固、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因此,元、明、清王朝及民国对边疆民族地区得以有效统治和长治久安。笔者从事土司制度研究五十余年,初步建立起了土司制度的理论体系与元、明、清王朝先后设置的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余人进行了整理、研究、考订和编纂。今后,对土司制度的研究,除了继续深入地进行土司制度理论与土司三千一百零八家二万人研究之外,当是着重(或言优先)如下三个方面的若干问题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一)土司制度的重大历史意义;(二)历代土司的重要奉献;(三)土司制度的如何"古为今用"。     

土司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

"中国土司学"作为一门专学,必须在凝炼学科方向、打造学科特色、建设学科队伍、加强科学研究、搭建科研平台等方面着力。只有土司研究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强"中国土司学"学科建设,并使之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才能快速建立起"中国土司学",并使之健康发展,茁壮成长,立于我国学科之林。     

酉阳司权力赋值绩效研究

在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中,中央王朝对每一个土司都有一定的权力赋值,这种权力赋值既是各地土司的一种"权力边界",又是各地土司管理辖地民众的权力来源.各地土司就通过这种权力赋值,临政治民,彰显其权力赋值的"绩效".关于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的权力赋值绩效问题,目前学界少有研究.故这里仅以酉阳司为例,探究其相关的权力赋值及其绩效问题,以期深化对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探究.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对外策略

容美土司不仅是湖北地区土司的霸主,也是湖广地区的四大土司之一.正史中有关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记载较多,而对于土司内部的关系却存在记载的缺失.<容美纪游>对容美土司的政治、经济制度等有较为详实的记录,是研究容美土司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容美土司曾经采取了"订立盟约、联姻和亲"的策略,较好地处理了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维护了领土边境的安全.该策略在<容美纪游>中有较为丰富的资料可以印证.     

土司存废与国家统一(1944~1948)

1944年至1948年间,滇西土司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反对改土归流。前两次会议都有英国人参与,史称"高理会议"和"小陇川会议",滇西土司开会的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以维护土司制度。民国政府避免了英国的干涉,将此问题作为中国内政处理,和平解决了这次边疆危机。1948年缅甸刚宣布独立,滇西土司又召开会议。民国政府立即展开调查并拟废除土司制度。8月,媒体披露了滇西土司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民国政府用政治手段解决了土司问题,以保留土司制度使土司服从政府管辖。这几次边疆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重新调整和规范了民国政府与土司之间的关系,维护了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     

土司学：发生逻辑、研究指向与建设路径

土司研究逐步融合与渐进深入,土司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专学,学界应当系统建构土司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土司学建构仍需从发生逻辑、研究指向、建设进路三个方面着力。既要避免土司学研究的碎片化,又要反对研究的泛化,同时要兼顾专学理论的系统化,这是建构土司学不可绕过的驿站。土司学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其讨论并未尘埃落定。广大学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土司学的建构,2014年8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整合了土司研究的人员、资源和机构。《中国土司学导论》一书的付梓,是土司学建构的开创之举。土司学论纲、土司词典等系统性的关于土司学的研究,应成为当下学者们的鼎力之向。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论明代卫所制度与民族关系——以鄂西南施州卫为例

卫所制度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领域。明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卫所,施州卫是其中之一。洪武十四年,明王朝在鄂西南设立施州卫以控扼土司。洪武二十三年,明王朝又并施州入卫,改施州卫为军民卫,肩负鄂西南的军事与行政职能。施州卫通过兴建卫城、屯田生产、招谕土司、与土司联合等社会治理措施,实现了其在鄂西南的地域社会构建。而在这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卫所移民与土民的交往与融合,既有土司社会的"汉化",更有卫所移民的"土家化"。有明一代,卫所移民与土司民众互动,土司的上层社会也表现出对汉文化的积极认同与强烈的国家认同,鄂西南的汉族与土家族由明初的对立至明末走向融合。施州卫的案例显示,相比于传统史学界"国家在场"而往往"地方不在场"的论述逻辑,地方的生态环境、权力结构、民族分布、文化形态也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国家制度。     

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近百年来甘肃卓尼调查记述及土司研究综述

甘肃卓尼地处安多藏区,民族众多。自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卓尼土司始祖些地献地投诚被封为"正千户",并因功授世袭指挥佥事兼武德将军,至1950年第20代土司杨复兴宣布起义,同时废除土司制度,历经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传承532年,对甘、青、川藏区影响甚大。近百年来,学界对土司制度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重心主要放在西南地区,对西北土司研究较少。因此,对甘肃卓尼土司研究资料展开梳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安多藏区多民族的历史文化变迁,并丰富我国民族史、区域发展史研究的内容。     

明代鄂西土司贡马制探析

明朝定鼎南京后,鄂西土司陆续表示臣服,积极前往贡马。考察鄂西土司贡马的频率和规模,以嘉靖四年、二十二年为节点,可分为三个特征迥异的阶段。贡马不仅仅是土司履行义务的载体,更是土司开展文化交流和赎罪的工具。嘉靖帝令土司贡马"易银储库"后,贡马数量骤减,也反映明代马政发生显著变化。鄂西土司的贡马未能发展成为"茶马互市"制度或朝贡贸易,原因在于其政治意义远高于经济意义。贡马不仅彰显明朝对鄂西土司的"羁縻"性质,更是中央王朝与鄂西土司互动的媒介,是明朝在武陵山区构建有效统治秩序的象征。     

山地食物与土司化:以清代容美为例

土司的存在有赖于控制境内土民的同时能逃离境外国家的控制,土司化就指的是土司维持这种"内控外逃"的动态过程。武陵山区容美土司的土司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被外人视为原始低等的食物系统来维持的。这种食物系统通过采食和定居式游耕等食物生产方式以及食物制作和餐食结构上的特有习俗,来消解稻麦的主粮地位,树立与平原国家保持距离的边界符号、消除余粮积累,通过"游耕—游治"模式来维持流动性,以达到"内控外逃"的效果。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口述史”在民族音乐发展中的历史与逻辑——基于土家族土司音乐研究

20世纪40年代,"口述史"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在西方悄然兴起。近年来,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实存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地位、特征等还认识不足。民族音乐"口述史"研究有着独特的范畴和特点,以土家族土司音乐为例,其"口述史"研究同样有着自身的规律和法则,尤其是对土司时期反映土家族人民俗生活、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音乐等实存音乐现象进行的"口述史"研究。人们运用了现代录音、录像技术,记叙了土司到普通民众在民俗、宗教、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的生活历程。如今,"口述史"将借土家族音乐更广泛、深刻地记录下土家族社会发展的历史痕迹。     

“以内驭外”：论清代土司城市建筑布局的政治文化倾向——以土家族区域为例证

土司城研究,系土司政治物态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土司城的频繁搬迁折射了土司命运变化和土司区变动,从而使土司在建筑选址和城市规划设计上形成了迷恋风水、注重内外区分、以内驭外的政治文化倾向,建构了伦理型建筑体系。土司城市体系及其对外通道“官道”的研究,是剥开土司区神秘政治面纱和强化历史的政治人类学研究现场感的关键。     

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