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民族自治地方的理论与实践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其自身特点。该制度在实践上不断得到创新,但仍存在法律与政策上的许多问题。因此,应从多个方面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从民族财政体制的演变论财政自治权的法律保护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是经济自治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财力保障.财政自治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障.我国民族财政体制的演变过程反映出,在财政体制改革中,财政自治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由于一系列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要纠正这些偏差,切实保障财政自治权,必须重视相关法律的制定、完善和监督.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简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但没有得到执行;为增强战时国家财政统筹力量,1942年又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规定了县和乡镇自治财政的各项内容;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使地方财政逐步剥离出来,但由于强化统治,使得地方财政的整理变得摊派横行。     

教育财政投入现状对民族教育自治的影响

财政自治与教育财政自治同属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依法享有的民族自治权利。由于我国多年来教育财政投入的不足,致使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自治权难以得到根本保障。我国缺少完备、规范的财政立法体系和规范的民族教育财政自治立法。应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财政自治权利,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教育现状。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与土地财政 ——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简论

本文从财政自治的基本内涵切入,论述了中国财政自治的基本类型,界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限及范围,并指出了加强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研究的重要意义     

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研究

我国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过于粗略。细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上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下一步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国家公园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必须在经济上体现出效率,在政治上体现中央统一领导和兼顾地方平衡发展的原则。将国家公园财政事权细分为9个一级事权,以及若干个二级、三级事权,按照事权划分原则对细分的事权进行分析,结合中国自然保护地管理经验在中央财政事权、地方政府事权、国家公园和地方政府共同财政事权等不同模式之间进行综合评价与判断,选择一个最佳的事权模式。研究认为,与国家公园分级管理体制相适应,中央直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委托省管的国家公园主要为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规范财政分配关系:财政走出困境的重要途径

我国财政入不敷出，中央财政日渐困难，其重要原因是财权、财源分散，财政分配关系不规范。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改革与完善财政分配关系，加强非税收收入的立法与征管。废除预算外资金制度，理顺中央、地方及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财政支出范围，强化预算管理     

基于公共财政理论的民族教育财政体系研究

我国当前教育发展和落实民族教育自治权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就是教育财政投入不足.解决这一问题单靠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能力远远不够,它有赖于民族自治地方教育公共财政化程度的提高、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和对民族自治地方更多的政策倾斜与照顾.民族教育公共财政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民族教育只有在国家财政以及其他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方面得到更多的保障,才能在民族地区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中走出困境获得更大的发展.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优财政分权度初探

一个有效的经济 ,必须是一个对资源、机会、风险及社会权力进行有效配置的经济。就财政方面而言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就税收收入进行分配 ,并使其达到最优 ,直接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经济活动提供所必须的公共产品的积极性。以国家公共产品、地方公共产品和私人资本为投入变量的Cobb -Douglas生产函数的分析表明 ,地方政府占有的税收收入的比例 ,等于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除以地方公共产品的弹性与国家公共产品的弹性之和的所得时 ,财政分权度达到最优。     

财政分权视角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历史、现状与展望

财政分权是政府管理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基本思路,分税制改革立足于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合理分配,是财政分权的重要举措。但是实施二十年以来,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缺位与不足等问题。农村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其改革确立的县级财政负责的财政供给体制使之与分税制改革紧密相关,也就使得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地方财政问题彰显在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上,给农村义务教育带来了可及性、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众多问题。更优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供给,需要一个不断发展与改进的、更有保障的财政供给体制。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论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法治化--以地方债发行为视角

《预算法》的实施为地方举债提供了法律依据,进一步拓宽了地方财权,但授权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发行进行诸多方面的控制,不仅导致地方举债依赖国务院的行政决策,而且容易引起地方债发行的软约束。在地方缺乏财政自主权的现状下,中央对地方债偿还实行不救助原则明显存在权责失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是地方财政自主的前提,而地方完整的举债权源于财政自主。以《财政基本法》的制定实现央地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而实现地方自主举债,由此地方才能独立承担偿债责任。地方举债规模应由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转为规则限制,并以《公共债务法》规范地方债发行权责。     

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建设“发展型”苏北财政

随着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的深化，税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对贯彻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不合理产业结构、抑制投资的盲目性和冲动性，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它还逐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调动了省、市、县、乡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主动性和增收节支的积极     

陈亮财政思想述论

陈亮的财政思想是针对南宋政府持续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各种弊端提出的,其重点包括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支出控制、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百姓财力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等方面,目的是想尽快改变现状,实现国家富强,从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