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贾谊、荀学与黄老--简论贾谊的学术渊源

贾谊继承了荀子之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荀子之学与黄老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和荀子一样,贾谊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运用黄老道家的治学方法,广泛地吸收百家之学,融会贯通。贾谊的很多学术特点既是对荀子之学的继承,同时也可归属于黄老之学的范围。贾谊的儒家思想因素往往被他纳入自己的黄老学系统,因此,他不能成为所谓"醇儒",同时,人们研究他的黄老之学也无法忽视其儒学中心和基础,这种思想类型和学术风格是从荀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贾谊的荀学师承使他的原本具有黄老学成分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向黄老之学靠拢,最终成为以进一步黄老化的荀学为主体的新型儒学。     

本居宣长对儒学思想的否定

本居宣长是日本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在日本被誉为江户时期四大国学名人之一.他以“完全摆脱中国思想”为治学目标,极力排斥儒学思想.其一,探求“古道”,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通过日本的古文辞学,根据日本的古典著作阐述“古道”,认为儒家思想和佛教曲解和遮蔽了日本“古道”的真意,试图摈弃儒家思想和佛教.其二,推崇“神”,否定儒学思想.本居宣长否定中国儒学中重视天命、轻视“神”的思想,推崇“神”,割裂儒学与日本神道的关系,并且在日本哲学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其三,提倡日本精神,排斥儒学思想.本居宣长主张通过古神话、古传说了解日本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探求日本精神的文化的本质和源泉.他推崇的日本至上优位论,以及日本精神,被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所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向外扩张的理论来源,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和无尽的伤痛.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谢灵运儒学人格论析

谢灵运生活在儒学逐渐复兴的晋宋之交。他的诗文创作中,不时流露出儒学观念;他的事迹行状中,多体现着儒学人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三不朽思想与人生追求;礼乐教化思想与施政实践;仁孝忠义思想与儒者情怀。他的放浪形骸、任诞不羁是表面现象,他的儒家思想是深入骨髓间的,儒学人格是他复杂人格的主要方面。     

“文化”的民族主义：论现代儒家思想之“新开展”

［摘要］在 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和意义危机背景下，儒家思想之“新开展”，不仅在于重建传统儒学的现代形态以推动儒学的再次发煌，而且还预设有建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考量，期待通过儒家思想的“复兴”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拯救和民族国家的复兴，表现出具体历史情境下文化民族主义的关怀内涵和实践品格，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新儒家道德主义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     

世情、时序与学术: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探微

方回的理学观念,集中反映在他对儒学道统的承传谱系以及儒学的要义、精神品格的阐说上。他对儒学道统的认识,尊奉的是朱熹的意见,并认为这一儒学正脉是实现世道之治的根本;对于其他的各种异说,则不遗余力地加以驳斥。这种价值取向和他在特定时世境遇下的心态诉求及历史反思相关,更根源于其对儒学核心内涵的体认。他既将儒学视为心性修养之学,强调通过读书致知来涵养本心;又将儒学视为实学,突出其关乎人伦、切于当世之务的精神品格。方回的理学话语建构,对于矫正其时之理学流弊,乃至澄清时人对儒学的误解,均具有一定的意义。     

试论陆贾对儒学的改造

陆贾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面对秦汉间新的政治形势,积极提倡儒学,自觉对儒家思想做出调整,并在调整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使儒学的宗旨与功用逐步为刘邦朝廷所认识,促成了儒学与君主权力的结合.     

论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

曾国藩的治学思想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品格。他强调治学要甄别书中真伪,不可盲从书籍;要根据自身实际和研读内容,有所区别,讲求方法;要与社会现实政治相联系,经世致用。探寻曾国藩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于当今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颜之推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与世俗化传播——以《颜氏家训》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数千年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发展显得式微脆弱,由此引发不少士人为儒学的发展而宣传呐喊。南北朝后期出身于以儒文化传家的颜之推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他不但继承家业、精习儒学,在生活中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还在人生后期结合自身体会和感悟撰成《颜氏家训》,在训教子孙"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同时也将其作为坚守、宣扬儒学的工具。这主要表现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不仅从立身上修身齐家、做人上遵礼重孝、仕宦上忠君尽职、处事上仁义为怀、处世上中庸为本五个方面宣扬了儒家思想,还在这五个方面将儒家思想上升到形而上的理论世俗化,从而使儒家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吴皖分帜”与江藩论戴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The opposition of Wu Wan Schools and JiangFan’s evaluation on DaiZhen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刘子翠"不远复"三字符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不远复”三字符是刘子翠重视儒家原本智慧的思想标志,提出的是一个回复本性、自我完善的命题,它包括克己复礼、识体归仁、制情复性三重向度。刘子翠用三字符在倾向于道禅的青年朱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种上了一棵复归儒学门庭的思想根苗。     

谈韩非对儒家学说的吸收与改造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但他的思想与儒家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对儒家学说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 ,也以如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了吸收与改造 :一是借儒者之口阐明自己的观点 ,如轻罪重罚 ,“平法”、“持势”等 ;二是借儒家概念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仁”、“义”、“礼”等或直接继承与延伸 ,或对其本义进行改造 ,赋予其新的含义。这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学说的影响力 ,为树立自己学说的独尊性与权威性服务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缘起缘落： 方志彤与庞德后期儒家经典翻译考

美国现代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一生推崇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除了在诗歌中大量引用中国典故,还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等儒学经典。庞德晚年被拘押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期间同哈佛学者方志彤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分析这些史料可以追溯庞德和方志彤之间围绕儒家经典翻译的探讨和争论,进而驳斥西方学者所谓18、19世纪汉学家的译著为庞德儒家经典翻译唯一依据的观点。庞德晚年的儒学翻译有诸多突破：一是突破了对个人和社会责任的关注;二是突破了“四书”的限制;三是突破了重汉语字形、轻汉语语音的成见。庞德能有这些突破,方志彤功不可没。史料证明,方志彤对庞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译的帮助和影响超过了半个世纪来学界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