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在汉代的著名代表。在汉武帝举行贤良策问时,他上奏“天人三策”,提出了巩固封建制度和维护封建秩序的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思想体系。 “德主刑辅”法律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 “德主刑辅”是儒家的传统立场,“德治”是儒学的要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发展,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儒家的法律道德化思想

德体法用是儒家的德法关系论 ,引礼入法是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 ,原心论罪是儒家司法道德化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和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我国立法、司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但儒家法律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的 ,从总体上说 ,其影响是必须克服的。     

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略论

<正> “德主刑辅”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萌芽于西周,倡导于孔子,最后由董仲舒形成为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近年来,法律史学界对董仲舒“德主刑辅”思想作过多方面研究。但是,其中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譬如,“德”、“刑”的含义,以及董仲舒关于“德主刑辅”的基本论点等等。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论《吕刑》“德主刑辅”的司法伦理思想

由“明德慎罚”发展到“德主刑辅”,是《吕刑》司法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具体措施多种多样,核心是“明德于刑之中”.“德主刑辅”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制实践的一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论玄烨“以教化为先”的法律思想

玄烨吸取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维护、巩固满清少数民族政权，提出“以教化为先”、“尚德缓刑”的治国指导思想。对官吏、百姓包括满清贵族实行教化，教化的主要内容是“孝”、“梯”观念和“度制”。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和睦，树立符合统治需要的尊卑等级观念。玄烨为使臣民接受教化，提出“阜民”、“安民”思想并付诸实施，为教化提供物质保障。在注重教化的同时，玄烨也重视法律的作用，提出“宜用威者慑之以威，宜用恩者慑之以恩”的统治方法，用法律手段尤其刑罚制裁不接受教化的人，以强制力保证教化得以实现。     

《唐律疏议》“德主刑辅”立法思想和儒家人性论关系探析

《唐律疏议》由十二篇构成,《名例律》居诸篇之首,共六卷,五十七则律文,其内容涵盖了唐律的立法理论和基本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极其深刻地影响了《名例律》关于立法的思想,人性学说是儒家哲学体系架构的逻辑前提,于是唐律立法理论宏观上以儒家人性思想为基本前提,并且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中贯彻了儒家的人性思想,儒家坚持人性经教化可以从善弃恶的观点,所以,唐律立法理论关于德礼与刑罚的价值取向是德礼为主,刑罚为辅。     

论朱熹对儒家法制原则的改造

"明刑弼教"学说直接凸显刑罚功能,远不如"德主刑辅"粉饰统治阶级"仁政"的效果,故而在宋代以前难以获得统治阶级的青睐。为强化封建国家的政治职能,朱熹密切关注古代法制体系的具体结构,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概念作了新的注解,对"明刑弼教"法制原则作了进一步阐发,添加了诸多新的内涵。     

孔子“德主刑辅”思想初探

本文仅就孔子“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进行探讨,找寻其历史渊源,分析其内容,以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论两宋法律思想的特点

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由产生而发展,经历了大约两千年左右的变化,就中既有彼此的对立论争,也有相互的渗透融合,及至隋、唐,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极富特色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 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尊奉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确立“德主刑辅”为其特征的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使之法典化从而公开主张法律的不平等;提出“以刑弼教”、“不得已用刑”的欺骗说教,掩盖最残暴、最野蛮的刑杀和非刑虐杀;标榜“法天用刑”、“好生之德”和仁、义、惠、慈,以     

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

《理藩院则例》是清朝理藩院治理蒙古地区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结合其中律条分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主要有德主刑辅、恩威并用、控制蒙古族上层人士;严刑竣法、严明禁令,对蒙古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确保中央对蒙古地区的专制统治;维持封建等级制;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等。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对蒙古民族的专制统治。     

因时·民本·尚德:论刘基的法制思想

刘基是元末明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刘伯温"。他主张因时制宜地立法,以民为本地司法,崇尚德政地用刑,也就是说,他吸取所谓宋元"宽纵失国"的教训,重视法律变通,因时立法,以适应明初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坚持民本思想,注重"以刑去刑"的刑罚预防效能,并强调公正司法,辅以教化,使民自律免刑;继承传统的"德主刑辅"思想,尚德重道,明德生民,更多地从德政教化的角度诠释德刑关系以及刑(法)的本性。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和完善了我国传统的法制观念,对明初的政权巩固和法制形成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德主刑辅”思想对我国治国方略的启示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治国方略有着深刻的启示反面的启示是要反对道德至上,坚持法律至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正面的启示是要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社会主义要德治与法治并举.     

庙堂的丝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览

以"替天行道"、"德主刑辅"为思想要素的宗法礼治是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阴阳相生"、"道理有常"是"天人合一"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奠基于西周,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魏晋,成熟于唐宋,衰落于明清.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封建社会现实的改造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与进步的根本动因,赋予了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德治思维与借鉴

"德治"思想在我国最先是由儒家提出、完善,并且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在我国古代法制文化、法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民本"、"德主刑辅"等思想更是对封建社会条件下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各个朝代的立法思想、司法审判等一系列古代社会的司法实践中,而其中的一些思想闪光点和经验对我国现如今积极倡导建设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更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体制

中国古代的法律教育是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它塑造了传统法律的精神,支持着中华法系的延续。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体制无论在教育途径、方式,还是在教育内容、目的方面,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试论荀子礼治思想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荀子建立在天人观人性论哲学基石上的以礼为本、"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他的天人相分、化性起伪的唯物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唯心主义的超越,他的明分使群、以义制利的智性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德性主义的超越,他的"隆礼重法"、德主刑辅的现实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理想主义的超越.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古代以法促廉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思想主张中,法治几乎是与德治同时诞生的.“德主刑辅”被历朝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以法治国的主张及其实践代不乏人.尤其在治贪中,重刑之法确实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法”在中国古代治国惩贪保廉中所起的作用,并分析了对当今的廉政建设的启示.     

董仲舒法律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是对此前各种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升华,其以春秋公羊说为根基,以“天人合一”的神权法、“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大一统”的时代需求为核心思想,提出了“德主刑辅”“重其志”“首邪不待成”“爱惜民利”“调均”“无讼”“春秋决狱”等主张。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对我国社会治理和司法审判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社会层面借鉴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加强道德建设,促进“以德治国”;借鉴其“调均”和仁而爱民的思想,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借鉴其“大一统”观念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借鉴其“天人合一”观培育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立法司法层面可从注重判例指导作用、无讼慎刑、减少社会对抗、强化犯罪预防等方面吸收其合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