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析

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已有一段历史,但直到近代以来,其研究方法论的确立才使得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定首先在于厘清研究的态度与研究的目的,并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胡适等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树立了典范,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用西方的哲学概念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然而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典范或方法的,因为典范具有时效性,在面对新的问题时,方法需要适时修正,可谓法无定法。     

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又是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对于这一断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既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加以论述,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加以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及其形态的内容,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框架中,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问题的内容。本文选择后一学术理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框架下的书写方式、1949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结构及其历史分期,阐明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从《便桥集》看杜国庠对中国哲学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正> 杜国庠说:我研究学术是从逻辑学、方法论开始的,就是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它的方法论入门的。那么,他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史人物进行研究的呢? 历史地阶级地客观地分析哲学史人物,研究每个人物在具体的时空中社会关系的各     

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构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 --李锦全先生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

在过去20多年间,李锦全教授对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通过自己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贯彻和阐发这些方法论原则,从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在于:力求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理解,从而重构两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思想史空间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对今天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一思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粉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观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它一直在斗争中成长着。远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直到目前党所领导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哲学史这一领域,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激烈斗争的重要阵地。这种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历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开始成为科学,迫使一切“唯心主义从它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史观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的对立斗争,始终是阶级斗争的直接反映。伴随着阶级斗争的起伏和发展,这两种哲学史、两种哲学     

关于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

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重要原则。但就哲学史这个特殊领域来说,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却是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这是由于哲学史这门科学既是属于哲学又是属于史学这种特殊性决定的。我们研究哲学史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的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中寻找哲学发展的逻辑,总结人类认识的规律,取得认识的经验和教训。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提出的新课题,因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中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一断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我们不能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范式,而必须转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转换必然带来新材料的发现、研究视角的更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这一系列的新研究无疑会打开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当下的实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这些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期刊发的一组论文,着重探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材料、新视角和新领域。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从旧实学走向新实学——兼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有一种实学传统,其优点和精华是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治国兴邦,其缺点和糟粕是唯心史观、体系庞杂、为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现代中国哲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从旧实学走向新实学的历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与时并进,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立足中国现实,通过中国古代实学这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中国古代的旧实学发展为当代中国的新实学。     

王夫之对《道德经》的批判和改造——中国哲学史党性原则的探讨

“四人帮”完全背叛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内散布了许多反动谬论。在哲学史方面,他们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本文拟以清朝初年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对老子《道德经》的批判和改造作为一个实例,说明哲学的党性原则不容篡改,被“四人帮”歪曲的哲学史必须恢复本来的面目,即: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历史。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重写 “中国哲学史”应持有的原则

关于重写中国哲学史的话题已讨论得不少，且已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不过，真正有分量、有特色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既与著者的学识有关，亦与著者对“中国哲学史”所持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由于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生命的提升，因此，书写中国哲学史当注意以下诸因素，即书写者应具有“哲学的心灵”；书写者要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体认；书写者要重视经典文献的阅读和探究；书写者对中国哲学要有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价；书写者尤其要凸显“务实”的态度，等等。     

实事求是:毛泽东的方法论——兼谈邓小平对毛泽东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的方法论思想及其体系是中国历史上方法论思想的发展在当代的最高成就,一方面,这是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特别是方法论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包括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尤其是传统中的优秀方法论思想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重写文明史

怎样建立中国话语及自主知识体系?学术界一直在奋力探索，然而效果却不甚明显，根本原因是没有找到恰当的抓手，无法做到“踏石有印，抓铁留痕”。话语是在言说中呈现的，或者说，话语最先是在对文明史(包括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经济史、法律史、科技史等各学科史)的认知与言说、叙述和阐释中形成的。例如，中国的“春秋话语”,是孔子撰写《春秋》,从历史叙述和言说中建立起来的；同样，西方的话语权，也是从撰写世界文明史中确立的。无论是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对东方文明的贬低，还是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正式提出了“轴心时期”这一话语，都是在文明史的叙述和阐释中展开和形成的。然而，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重写文明史”这一重大命题，是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     

过程起点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析论

在梳理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论证了各种观点及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性,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过程起点论”的观点．即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的书写——方法论视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大理论成果。同70年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值得大书特书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也值得大书特书。根据以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书写经验,特别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史书写的方法论问题。本文提出的四个方面的方法论原则是:把握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条件总体"、实现理论存在形态的合理转化、重视"理论事件"的理论发展意义、理论创新主体的全面认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源流关系

如何看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格，是20世纪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其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区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容，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普遍性转化为方法论，去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宇宙观的意义上建构了融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衡论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未来走向，从而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