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     

“白马社”的文化精神与诗歌创作

在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上,＂白马文艺社＂的文学创作具有新文学精神的传承和向海外播迁的特殊意义。＂白马社＂文化精神的形成有三方面的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化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白马社＂追求东方与西方、宗教情感与人间情怀、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文化精神。白马社的现代诗创作既与五四新诗传统衔接,又开创了与海峡两岸诗学都不同的诗歌美学道路,显示出一种独特的语感和韵味,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守望家园:从文化复归到诗歌复兴

大凉山诗群将守望人类精神家园作为诗歌理想,以民族文化与人类意识作为诗歌生命的灵魂,由此构筑起他们诗歌独特的诗学品格——卓异、崇高的诗性,多元、深刻的精神文化维度,真实、强烈的诗情和醇美、悠长的诗味。他们以复归文化的姿态跋涉在诗歌复兴的道路上。     

从《诗经》里醒来的美学刺猬——张蜀恒“诗歌评书”的声音诗学考察

在内蒙古汉语诗歌写作群体中,诗人张蜀恒绝对是个异类。张蜀恒对＂诗歌＋评书＂的立体诗歌范式进行了先锋实验,主张＂诗歌评书＂的表演技巧主要有嗓子活、面子活、身子活等。本文就张蜀恒＂诗歌评书＂所表现出的声音诗学,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诗人不自觉的回到诗歌最初的形式尝试,以及与《诗经》的诗学关联;二是以方言入诗的＂以暴制暴＂问题;三是诗人介入生活的努力,即加大诗歌表现的民生容量。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张氏声音诗学的独特魅力。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近百年陈三立诗歌研究述评

陈三立诗文皆工.为"同光体"诗学领袖之一.近百年来,陈三立诗歌的研究从未中断,曲折前行,而且逐步成为学术的热点.梳理各期研究成果,总结各期的学术研究特色,指明得失,这对于进一步研究陈三立诗歌意义显著.对陈三立诗歌的研究,目的在于挖掘和研讨出一个新的诗学思想传统,从而构建起传统诗学与新文学之间的联系,改变诗学史对陈三立与"同光体"的误认,说明陈三立诗歌由近代向现代文化过渡的转型意义.     

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读“新归来者”代表诗人雪丰谷的诗歌

现代汉语诗歌有两个诗学源头,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它们对现代汉语诗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从传统诗学的角度,对＂新归来者诗群＂的代表性诗人雪丰谷的诗歌风格及其形成、诗歌题材拓展等方面进行粗浅的探析。     

不强诗歌作附庸──《饮冰室诗话》诗学观念初探

梁启超继承中华民族诗学传统，把诗歌的社会功能归结为陶冶精神、培养文化人格，对题材没有苛求，与“写中心”的观念有天渊之别。梁启超主张“诗界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实际是主张发扬中国传统风格的优势，而在精神方面要有个追上时代的发展、梁启超肯定黄遵宪在诗界革命中的成就，并非说黄氏已完成了“诗界革命”。要真正了解梁启超诗学观念，就要从不强诗歌作附庸开始。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     

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理背景与学科特质

"诗歌传播方式的重建"和"诗歌精神的重建"、"诗体的重建"一起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逻辑起点,理应得到高度重视.立足于中国诗学文化传统,进行中国诗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中国诗歌传播学的学科特质已经渐趋明显.这既是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重构和专业化拓展的有益尝试,更是中国诗歌研究的传播学新视角.     

辨析典故 考镜来历——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

吴曾对江西诗学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对诗中典故的辨析和诗句来历的考镜上,可补《山谷诗集注》之不足,对我们正确解读黄庭坚、陈师道诗歌亦不无裨益。不仅体现了他渊博的学识,也间接反映了他对江西诗学＂以才学为诗＂的肯定。通过《能改斋漫录》对江西诗学有关诗学活动的转录,还可看出吴曾对黄庭坚风趣性格、某些作品流传影响的揭示。     

论《随园诗话》中袁枚对唐宋诗的态度

传统诗学认为诗分唐、宋,针对这个问题,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反对诗分唐宋,他认为诗歌,＂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妙＂即＂性灵＂。袁枚以＂性灵说＂作为评判诗歌的标准,这是一条新的道路,一个新的天地,他的诗学观使诗人创作道路得以解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异同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派”取得了共识 ;创作上 ,南社依然保留着“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痕迹。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诗界革命派”否定固有的诗歌传统和文化学术传统 ,企图通过建立新的学术根基 ,创作出输入西学的新诗。南社则选择了复社几社复兴古学的文化精神 ,诗宗唐音、词尚五代的审美趣味 ,以及用诗歌反清排满的社会功能 ,它们互为表里 ,显示出南社与“诗界革命派”的同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