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还原中建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史实收录方面,《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和与科举考试、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在文献使用方面,《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力图立体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明弘治朝之科举与弘治会元考论——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中心

明代科举处于科举史的鼎盛之期,以弘治朝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又是明代科举的成熟阶段。此期的分地域取人、考试规范性、庶吉士考选、防弊措施等方面均有表现,而会试所取的榜首——会元,正代表了明朝科举的最高水平。在弘治朝会元中,钱福之文体现了重气格的成弘时文之风,董圮因年辈较晚,对正嘉时文及唐宋派具有一定影响。汪俊的仕途浮沉则被打上了科举政治的较深印痕,体现了举业与宦业相关的特点。《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所载录的丰富史料对考订以上事实极具学术价值。     

近百年明代文学与政治研究述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明代文学与政治也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对近百年来有关明代文学与政治的研究进行了清理 ,重点评介了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明代阶级斗争与明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作者对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些思考     

明代文学发展进程的完整阐述——评《明代文学与文化》

《明代文学与文化》是吴志达先生以79岁高龄奉献给学术界的一部新著①。这部关于明代文学史的著述立足于文化,从深层的社会层面论述了明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对各个时期文学观念的变迁、文学题材的选择、审美情趣的嬗变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在＂绪论＂中,吴先生说：     

引领科举文化研究热潮展示明代文学研究新貌——“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11日至15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武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加拿大、美国等海内外近80所高校200余位学者与会,大会收到会议论文共计170余篇。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校长辅佐（助理）铃木阳一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等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研讨会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先生主持。     

明代科举制与八股文评价述论

科举在明代达到空前完备，科举选才、授官一体化造就了大批人才，也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当时社会影响深远。然科举最终走向末路，在清末不得不废。自科举废除后，学界对历行1300年的科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科举定性及明清时形成的科举考试文体——八股文的认识与评价，始终成为科举研究经久不衰的热点，学者争论最烈，分歧最大。梳理明代科举研究脉络，可对科举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明代潮州文学述略

宋代以降,儒家主流思想文化重心逐渐南移,政治、经济之轴心也逐渐南移。地处岭东的潮州,正是凭借着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南移之风,直接接受封建文明的浸染,使自身的封建文明进程发展至繁荣之巅峰。历经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之后,明代潮州的经济文化终于迎来了难得之发展机遇。外来移民之入潮,带动了潮州本地农业之发展,促进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国家政权控制之加强,推进了官师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教育和科举之进步,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逐步壮大;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的互相渗透与融合,宗教信仰的多元,共同推进了潮州地域文化之发展与定型。明代之潮州文学,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滋润土壤中得到孵化与茁长,从而得以长足发展。     

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评《明代科举制度考论》

王凯旋先生的博士论文<明代科举制度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二十余万字,2005年6月由沈阳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明代科举考试思想述论"、"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科举三级考试探议"、"科举制与八股文"、"明代科举分卷制度考论"、"科举防弊惩弊制度试探"、"武学与武科举问题研究"等7个专题,对明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明代道教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明代道教文学的发展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点,道教徒的文学创作相对趋于衰落,教外士人创作的表现道教主题的戏曲、小说等作品数量迅速增加。如何处理道教徒创作与非道教徒的道教文学创作在明代道教文学演变的整体格局中的关系,是明代道教文学史写作的关键。本文着眼于对象与人物、文献与文本、方法与评价等三个方面,就明代道教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思考。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康海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明代中期的文学地位

通过对康海在散曲、散文、诗歌方面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分析,认为康海是明代中期文坛的重要人物,在明代中期是可以与李梦阳相提并论的文学家,他们共同领导了文学的复古运动,对明代中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尽管由于其性格耿介直率,张扬凌厉,受到"刘瑾事件"影响,罢黜回乡后又过度的放浪形骸,纵情恣肆,引起了后人对其品格误解,但这并不能影响其文学成就及文学地位。     

明代湖南科举述评

明代湖南科举整体水平下降 ,科举人才地区分布较为均衡和广泛。明初的战乱、书院的禁毁、地域的局限 ,是制约明代湖南科举水平的主要原因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

明代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在此前提下,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均为官办学校。以往史学界对明代基层社学的论述总的倾向是社学游离于官学之外,我通过对明代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认为社学是明代官学系统的最基础部分,它对于准确理解《明史》所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科举学与科举文学的关联互动

从考试内容和文体来看,科举兼具经学考试与文学考试的性质.科举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科举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读书至上的诗书社会,是一个朝野尚文、大多数读书人皆能吟诗作文的文学社会.科举与中国古代文学息息相关,当今科举研究也与古代文学研究密切相关,两者关联互动.从科举学进入文学,主要是为科举制平反的大环境,为重新认识科举文学的价值提供了舆论与理论支撑.由文学进入科举学,则是从文学领域为科举学开拓一个广阔的学术空间,使科举学更为繁荣.     

明代分卷制述论

(沈阳出版社,沈阳110011)摘要:南北分卷问题是明代科举考试在地域科举名额分配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从洪武年间开始的南北榜事件到此后的南北分卷及更后的南北中分卷制度的形成,反映出明朝政府从政治均衡出发,通过对科举会试名额的重新确定和分配,以力求解决这一科考中的录取名额分配问题。对明代科举分卷制的评述和认识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明代科举制度的政治文化意义及其社会影响。     

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与文学

明代的青楼文化有着独特的乐籍制度、历史文化与时代背景。青楼是行院与女妓的统一体,代表着明代庞大而混杂的乐户体系与悠久历史的女妓传统。乐籍体系的建立为明代青楼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与制度上的保证;而女妓与文人的交往传统则为青楼文化注入了生机与灵魂。青楼文学反映了在青楼文化折射下的明代文人情态及文学传统。由于明代文人的生活境遇与价值观之不同,使青楼文学呈现出繁荣而复杂的文学风貌。     

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从考察明代复古文学源流的角度出发 ,对明代复古文学酝酿流变、七子派与茶陵派的关系、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争论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论明代复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明代文学的复古是明代政治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影响所致。故我们不能脱离明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孤立地来论明代复古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