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 ——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图象

“后官僚制”时代,人类一直寻求破解“铁的牢笼”之困局.在诸多尝试中,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别具风格.公共行政理论挟持后现代哲学的“解构”锐气,承接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建构独特的民主行政“图象”.后现代民主行政图象的理论设计基于“公共能量场”中的“话语游戏”,为实现“一些人的对话”提供了可能性路径.后现代民主行政图象试图回归“公共性”、回归“个体主体性”,回归“现场”在场,以此解构“理性官僚制”民主图式,确合乎“人类解放”理想,但如果就此说,民主就在公共行政中实现了,恐怕也为时过早.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后现代——“反现代”的现代性

后现代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回应方式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就现代性问题的实质而言,它是人性之中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失衡,表现为对理性的过分崇拜。后现代批判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走向非理性,其结果不但没有解决现代性问题,相反却使现代性的感觉主义发展到极致。后现代与现代性最终殊途同归,归于人类感官享受的满足。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中国公共组织的目标改革

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内涵、外延、发展和完善过程以及针对官僚制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特质的比较和关系的重新审视,得出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一种调适性的完善的结论。     

论普遍价值的基础——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提出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的命题不仅是马克思共同实践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这一重要思想却被学界长期忽视。什么是＂共同的＂活动方式？如何认识＂共同的＂实践活动？这些基本问题对于全面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普遍价值思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马克思自己的诸多著作中,马克思反复强调指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共同的＂,即人的实践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的＂实践内容应包括现实世界实践关系的共同性、人类生产生活的共同性、人的形而上存在的共同性,以及人的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共同性。明确实践活动的共同性也就是肯定实践法则具有共同性。马克思的＂共同实践＂思想为普遍价值奠定了基础。是对传统哲学关于抽象的理性或感性共同性的彻底翻转。通过理解＂共同实践＂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加深对普遍价值的认识,可以树立真正的＂普遍价值观＂,抵制＂普世价值＂,反思将价值问题狭隘化或绝对化。     

“文学性”魂归“人学”

"文学性"在文学评论界一直是个长谈不衰的话题,很多时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存在。谈论"文学性"只有从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论题出发,回到"人"、"人性"这一层面,才算是触及到了"文学性"的根本。     

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财富、价值与生活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从“人本”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的新财富观。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出发,以生活价值论的观点对财富、价值等经济学核心概念进行了解读。认为：生活即是存在本身,生活是理解经济现象的原点,虚拟价值是生活对象化产物的命题体现了“本质、现象、过程”和“体、相、用”的统一;广义虚拟经济的出现不是人的异化,而是人类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树立新的生产、消费、生活观,改变“先生产、后生活”的观念,寓财富创造于生活过程,实现和谐的经济增长和人的全面发展。     

“那什么”的语法化

文章对“那什么”共时系统中的各种用法进行了描写分析,并从历时角度进一步探讨其语法化过程：结构上由“那‘什么np＇”到“那什么”单用;语义上由有所指到虚化为一个语用标记。“重新分析”和“主观语用推理”是其语法化机制;“那什么”的特殊含义与句法位置为其语法化创造了条件。     

“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黑格尔“抽象的精神的人”和费尔巴哈“抽象的自然的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人”这一范畴。“现实的人”作为历史范畴,至少包括实践性、社会性、自然性、精神性、历史性等特征。它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及共产主义学说的前提和落脚点,同时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石,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有机统一。对马克思“现实的人”的探讨,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河北之济”的变迁

我国古人认为济水是跨越黄河独流入海的河道,因此有"河北之济"和"河南之济"的称谓,而且赋予了其"三伏三起"的神话,是与江、淮、河并称为"四渎"的一条大河。济水在北魏以后逐渐湮灭,现在已经没有称为济水的河流。济水是如何消失的,济水的遗迹又在哪里,济水消失的原因和影响又是怎样的。通过对有关济水的历史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初步探讨了"河北之济"的变迁过程和原因及其相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