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树风情人生滋味 ——丘濬《椰林挺秀》诗赏析

丘濬的《椰林挺秀》诗是一首形象鲜明、风味别致的写景咏物诗。诗人选取自己所熟悉的南国风物作诗歌咏,既生动传神地刻划了景物的形态风姿以及随风雨阴晴而变的独特景观,也在写景咏物之中隐然寄托了他那亲近自然的心愿和热爱生活的情怀。由于诗人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加之对所写景物能了然于胸中,故而写起景物来娴熟老到,得心应手,颇见艺术功力。该诗在取材、风格、语言等方面跳脱了明代前期台阁体的影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丘溶《五指山》诗赏析

丘溶的《五指山》诗是一首内涵丰富、形式优美的写景诗,显示了诗人的杰出才华。该诗在意象的选择、意境的营造及主旨的提炼上皆颇具匠心,不仅构建了一个想象的、超凡的审美境界,而且融入了不少文化元素,能予人以丰富的遐思。该诗在艺术上也特色鲜明,表现不俗。全诗以拟人为基本写作手段,再辅之以夸张、比喻、联想等,精准传神地绘景状物,把五指山写得瑰丽多姿,奇特雄伟,灵动而有生趣。该诗为诗人赢得了很高声誉,在明代诗坛上亦堪称佳品。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诸葛亮《诫子书》赏析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编者按]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同病相怜、怨恨相似——《咏怀古迹（其三）》赏析

《咏怀古迹》是一组七言律诗，一共有五首，此为第三首，是杜甫离开夔州东下、途经荆州府归州（今湖北秭归）东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时所作。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选入了此诗。《唐宋诗醇》评价这首诗说：“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我认为，后人对此诗评价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诗圣把明妃这个形象写绝了，把对比这种表现手法用绝了，对比其他写昭君的诗词来说，也就高下立判了。     

幽幽美国诗,浓浓中国情——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寡妇春怨》赏析

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润渍,威廉斯的许多诗歌都呈现出某种中国味道。而其经典名作《寡妇春怨》一诗＂中国情＂更是扮演了吃重的角色。无论是诗歌的主题思想,还是意境及艺术表现形式都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诗歌,该诗更像一首脱胎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闺怨诗＂,蕴含着无穷的东方古典诗歌之美。     

中国古代神童诗现象研究之一——宋代寇准《华山诗》、汪洙《神童诗》的个案分析

中国古代童蒙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神童诗,一部分神童诗及其故事又成为童蒙教育中的案例,也是当今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文献材料。然而神童诗中部分材料的真伪问题值得考虑。如寇准《华山诗》比较有名,但是考察寇准别集、《华山诗》流变及文献来源,此诗很值得怀疑。据传为宋代汪洙所作的《神童诗》有时成为神童诗的代名词,然而《神童诗》既不完全是汪洙童年所作也不完全是汪洙个人所作。《神童诗》是神童诗现象的代表,也是问题的集中体现。有鉴于此,当运用众多的神童诗作为研究材料时,应该慎重。同时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存疑的神童诗,只要适当运用,都有作为研究古代童蒙教育的价值。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老子》——哲理诗

《老子》以歌诀的形式写出了中国的哲理长诗,在世界哲学史上有出类拔萃的地位。《老子》以其鲜明的特点,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潜夫论》引《诗》考

《潜夫论》引《诗》具有形式多样、依据说理需要灵活用《诗》和以《雅》、《颂》为主的突出特征,体现出王符继承先秦时期"以《诗》为教"传统的《诗》学思想;但他又不囿于故说,而是根据论述需要对各家所说融合而用,甚至突破四家《诗》说,纯据诗句文本涵义进行论述。     

由西周“乐语”到孔门说《诗》——儒家《诗》学体系的初建

西周是重“声”的时代,其时《诗》是诗、乐、舞三为一体的艺术形式,《诗》的文字内容附着于“乐”而存在,并根据礼仪被用于贵族宴享。“乐语”可被视为最早的《诗》评文字。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现实在导致《诗》乐分流的同时,《诗》的礼用旨归亦受到破坏。对《诗》的应用不再依礼而行,赋诗断章成为潮流。赋诗断章虽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同时亦给了《诗》以重新阐释的空间。孔门说《诗》由此而出,孔门学者用《诗》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开启了用《诗》解决现实问题的传统;“兴”这个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孔门学者重联想譬喻的解《诗》方式。用《诗》与解《诗》是他们对待《诗》的两种基本态度,早期儒家的《诗》学体系即由此建立。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