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寓言体叙事艺术管窥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经典作家,寓言体叙事是其作品中的基本叙事模式,对人性善恶的思考是其作品持久关注的主题.霍桑的寓言体叙事模式与其创作思想十分契合,他在丰富创新寓言体叙事艺术的同时,不断发展其创作思想,由清教传统走向人文主义.霍桑的叙事艺术与其创作思想相辅相成,二者的发展共同推动霍桑的文学创作走向成熟.     

霍桑思想的矛盾在《红字》中的体现

霍桑的代表作品《红字》是一部以描绘各种矛盾为主导的作品。作品最大的矛盾在于霍桑对人性的赞颂以及对自我原罪思想之间的结合,霍桑被生命的热情所感染,同时自己却被传统的宗教文化所影响。清教教义与人性之间的矛盾,是霍桑思想矛盾的根源所在。深受霍桑矛盾思想的影响,《红字》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都存在矛盾之处,但也正是这些表述和写作手法上的矛盾所在,反而使作品充满了思想性和艺术性,使其成为经典之作。     

霍桑小说中的宗教叙事伦理

宗教叙事伦理以宗教传说与宗教教义作为潜在的叙事资源与创作题旨,是宗教伦理形态在叙事文本中的具体描摹。霍桑借助原型叙事力图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寻找宗教伦理价值的回归,表现了作家应有的道德责任。     

霍桑短篇小说的宗教叙事伦理研究

霍桑从萨勒姆巫术、圣经传说和新英格兰风物中获取叙事资源与创作题旨,围绕哥特式叙事形成充满悖论色彩的伦理辩难,以欧洲自由主义思想、清教伦理以及超验哲学等在其短篇作品中演绎出当时的基本道德现象,并蕴含着宗教的最终结论。     

两个世界、两种生活——霍桑短篇小说中的玄幻叙事

玄幻(或称奇幻)是一种故事情节的构架和叙述方法,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短篇小说就是其中最出色者。本文旨在分析他是如何运用玄幻叙事来表达思想,以至使其许多短篇小说成为经典的因由。     

霍桑与都德的小说叙事伦理比较

霍桑与都德是19世纪同受宗教文化影响并试图为解决资本主义道德危机而寻找某种伦理可能态的异国作家.相比之下都德更倾向于以博爱与大善作为故事叙述的基本伦理支撑,参考14世纪的城邦文明对伦理的幸福内涵作出设想.霍桑则受困于清教主义关于人性恶的悲观论调,着意于善恶有报的道德反思.显恶与惩恶的主题安排同时彰显了其小说叙事应坚守的道德底线,反映了现代人们的伦理期待.     

论霍桑道德观的多元性

在霍桑的道德观中,除了清教主义的成分之外,不仅存有与清教道德观相异的观点,而且还有与其相悖和相对独立的某些观点,主要表现：（１） 对清教道德法典极端的苛严表示出相当的忿恨和不满;（２） 认为尽管人本质上的缺陷不可根治,但并非所有在道德方面犯罪的人都应被上帝罚入地狱;（３） 为了使人树立良好的德行,避免在道德方面犯罪,“智”（“ｈｅａｄ”）与“情”（“ｈｅａｒｔ”） 必须达到和谐的统一。文章的结论为：霍桑的道德观具有多元性。     

莫言叙事中的文化恋母与大地寓言

莫言作品中涵纳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他笔下的母性形象融合了对生殖力的崇拜,并显现出了一种深厚的女娲造物的创世纪情结。莫言作品中的母性形象完全可以读解为敦厚温柔,坚忍宽容而又生生不息的民间大地的象喻。这其中又蕴涵着大地的民间品性、大地的荒原意象和大地的苦难意识。     

从《红字》中的人物透析霍桑的清教观

美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出生于宗教家庭,深受清教主义影响,其小说《红字》表现了清教主义传统在人们思想上和生活上的烙印。霍桑的宗教观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对清教教规的怀疑和困惑,使得他反抗这个传统,抨击这些虚伪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宗教思想的束缚,无形中用清教观去审视世界,审视人们的生活。这也使得《红字》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霍桑小说中“原罪说”的探究

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加尔文清教主义中的“原罪说”对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他的创作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人人皆有罪”的烙印，“原罪意识”成为霍桑小说中的主旋律。     

回归并追究叙事的本源——张慧敏的《想象与叙事——童话史诗寓言》评议

《想象与叙事——童话史诗寓言》（以下简称《想象与叙事》）一书开篇写道：叙事离不开想象,但现有的叙事理论,多集中研究技法,而忽略了叙事精髓的想象功能。本研究从童话、史诗、寓言三方人手,着重分析想象在叙事中的枢纽功效。如果说童话深入人的童年期是叙事时间的异域化（或者说是当下非现实）,那么史诗就是将叙事时间追溯到远古,探究历史源头,在叙事进程的显性和隐性双重机制中去探寻叙事情节的设置;而寓言更是以灵魂不朽的悸动幻化未来。     

镜与灯:寓言与写真--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

“灯”对“镜”的取代,寓言叙事对“现实主义”叙事的代替,对于当代中国小说的变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中外小说均有寓言与写真两个小说传统,“表现说”和“摹仿说”分别可以看作是它们的原型,实际上寓言更为古老和常见;其次,当代原有的“写真”倾向存在的观念陷阱,是当代小说艺术陷于肤浅与虚伪的症结所在,而从寻根和新潮小说开始的寓言写作才挽救了小说艺术;三,从先锋小说之后,小说作为精神之灯的心灵性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化,而作为现实之镜的客观性也出现了碎片化的新趋势。     

品钦小说的"熵"定律视角和寓言化叙事

品钦的小说从"熵"定律视角说明了人类社会和人类认识都处于巨大的封闭体系里,从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竭。品钦的小说同时试图用寓言化叙事构建起新的意义文本,寓言化叙事也就成了品钦破解"熵"定律的文学艺术方式。     

尊崇和反叛——从《红字》看霍桑清教观的二元性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霍桑深受清教思想的影响,由于清教主义自身积极性与消极性共存的复杂性,霍桑对清教的态度也是复杂的.认同、接受与怀疑、超越共存,他一方面肯定了宗教思想与价值,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清教社会对人的精神的负面影响.霍桑的代表作《红字》表现出他对清教伦理道德的接受与怀疑.他的接受反映在研究人道主义及灵魂的再生方面,而他的怀疑则表现在揭示被清教伦理道德压抑的人性过程中.     

论苏东坡的诗词韵体寓言

苏东坡的诗体寓言独特精美,与其散文寓言珠联璧合并有所超越。它紧密贴近时代及其个人遭际,不断对之进行理性升华,并从而概括出具有高度人生哲见的格言警句,读之令人沉思、顿悟,深得指点迷律之妙。它既机智风趣又严峻凌厉,充满着历史的沉重感和敏锐的现实感,具有高度的社会认知意义和文化价值,是中国寓言史上的瑰宝     

试析霍桑作品中的科学家形象

由于受到家庭环境、宗教思想及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霍桑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善恶冲突,并且总是在揭露各种摧残人性、威胁人类或者使人堕落的罪恶。本文试图从他作品中的科学家、医生的罪恶的形象来分析霍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持有消极的否定的态度的原因。     

真实的狂想——阎连科小说叙事艺术举隅

阎连科的小说是一种"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善于运用对视、荒诞、寓言化等叙事艺术,有着很强的真实性,融汇着深刻的现实思想批判,也使他的写作成为有生命力的常青之树。     

汉乐府诗中的寓言体

本文对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体诗作了概括分类和解说,并且辨析了寓言诗在汉乐府民歌中保存较多的原因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